全球化帶來了機會及挑戰。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使訊息的流通跨越國界，使人不必出門亦可知天下事。世人對於日常事物的關心，也不再侷限於鄉里、國家之內。對於一般人，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有更多的機會和管道，可以學習新知、尋找商機，甚至揚名國際。對於受苦的人，這表示世界上會有更多人可能得知其情況並加以關心。
但是對於政府而言，面臨的挑戰也隨之增加，關心一國之事的，除了該國人民，常常還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各種官方、非官方的組織、國際組織、人民團體，還有無所不在的媒體。對於一個習慣封閉、「關起門打小孩」的政府，這種發展猶如芒刺在背。
於是，我們看到，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AI)在7月29日發表一份名為「奧運倒數計時：被違背的承諾」的報告，指稱在北京奧運舉行之際，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卻持續呈現惡化的狀態。只見中共對外發言人制式的反駁此份報告，指稱絕不允許任何人幹涉中國的內政。而中共所謂人權專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共沒有違背承諾，國際特赦的結論與大多數中國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國際特赦組織成立於1961年，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在80多個國家有分支機構，在全球有220萬會員，長期致力於人權的保護以及死刑的廢除。其實，長期關注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除了國際特赦組織，還有許多其他國際組織。
關心人權狀況是干涉內政嗎?讓我們看看一些例子。2001年6月，南斯拉夫宣佈可以將本國公民送交聯合國的「前南斯拉夫戰犯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簡稱ICTY)。一週內，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被移送至該法庭，成了歷史上首位被送上國際戰犯法庭的前國家元首。2007年6月，另一名波士尼亞主要戰犯托利米爾(Zdravko Tolimir)被逮捕，並移交戰犯法庭。
2008年7月22日，有歐洲賓拉登之稱的波士尼亞頭號戰犯卡拉迪奇(Radovan Karadzic) 落網，塞爾維亞法官在偵訊後，裁定將他移交給戰犯法庭。卡拉迪奇自1995年以種族滅絕、戰爭罪行，和違反人道罪遭起訴之後，在族人保護下，易容逃匿長達13年。
而這一連串的逮捕移送戰犯，是因為塞爾維亞一直想加入歐盟，而歐盟則將移交戰犯作為提升塞爾維亞的水準，加入歐盟的條件。這顯示國際對於人權問題的關注，並且願意介入處理人權迫害案件，另一方面也顯示，若要與世界潮流接軌，就必須接受國際規範。
中共在1997年簽署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就表示願意接受並保護其中規範的各種與公民相關的權利，並且認可其中的人權標準是放諸四海皆準，不因一國的情況而有所不同。而且當其未盡保護之責時，國際是有權介入處理的。
不論是在實際的發展潮流中，或者是在國際法上，人權都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是一國內部事務。當中共於奧運前封閉與國際特赦組織、法輪功相關等的網站時，只有更引起國際的側目及反感，突顯其顢頇無知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