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岁时，李曼离开家乡到了万县的柏土坝，1951土改时他21岁，在柏土坝教书，当过教导主任，训育主任等等。
因为李曼出生地主家庭，土改时不准他留在学校，要他回家乡接受清算，他只得回到洋沱坝（当时叫横石村）。
按说李曼的父亲因为抽大烟，已经破产，家中无田无地，压根就不是什么地主，可土改中李曼却被评为了地主。
地主地主，顾名思义，指的是家里有地的人。李曼家没田没地，怎么会被评为地主呢？
李曼说，“满了18 岁就要评地主，他们说我解放前在教书，没有劳动，是剥削。当时有个说法叫‘说理斗争划地主，互相评地划农民。’我回来后自己耕种那点土地，算不上什么地主，问题出在农会追‘浮财’。他们说我家里藏有 3000斤黄金，于是我被抓到村上关起来，天天拷打，追逼金银。”
李曼哪交得出来3000斤黄金？别说3000斤，3 两他都没有。可土改工作队的人说：“金子银子！你是个地主，怎么会没得金银？要拿出来！”
交不出来，那就用刑。在被关押的几个月里，李曼遭受了几十种不同刑法的折磨。
有一种刑法叫“苏秦背剑”。什么是“苏秦背剑”？就是一只手从肩上扭下去，一只手从腰下扯上来，还把手扭翻过来，这个手这么扭，这个手这样扭，扭过来后把两个手使劲一拉，用绳子把几根手指捆在一起。这种刑罚在李曼身上用了几十次。一捆就是几个小时。“那几个小时硬是受不了。” 李曼说。
还有一种刑法叫“飞机下蛋”。就是把人捆在五根板凳中摇晃。手放在下面捆起，脚放在上面捆起，捆好后摇晃板凳，板凳是活动的，把人一摇，扯得人所有骨头要散架。尽管它整不死人，但能让受刑者痛得过火。这种刑罚李曼也受了好多次。
“背砖”也是李曼受过的一种刑法。它先是把人面朝下睡在板凳上，手扭到背后把一双大拇指捆在一起，再把两个脚的大拇指用麻绳捆得紧紧的，然后把板凳竖立起来，把捆手和脚的绳子从板凳头上挂下来，捆在板凳脚上。这一挂就受不了，人有那么重呀。这还不说，他还在背心上加砖，一块一块的加。“我曾经被加过12 块砖！我的妈呀，受不了。这种刑受一次后两三天都吃不下饭。”李曼说。
再有一种刑法叫“猴儿扳桩”。就是用麻绳把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椿上，木桩上破一条缝，加一个木楔子，再用锤子砸木楔，当场把指头整断了的都有。幸亏当地妇联主任同情李曼，把一根陈腐的麻绳交给行刑的民兵，捆上后，捶了几捶，麻绳就断了，再捆，“背砖”，再锤，又断。所以这一关他躲过去了。
土改时的几十种刑罚李曼都熬过去了，但最后有一种刑法却差点让他送了命。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22岁的生日。”李曼说。
他们把他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棒棒上，再用一根麻绳把他生殖器捆起。棒棒就当作一把秤的秤秆，生殖器就作为秤镐（秤秆上提秆的铁环）。另外，在脚那一头还挂一块石头，做为秤砣。捆他生殖器的麻绳上再接上棕绳，然后吊在树上。他全身加石头的重量就吊在他的生殖器上。就这样，李曼肚子里面的隔膜都被扯烂了，肚子里的血从肚脐眼直往上喷，不知道流了多少血。
眼看李曼性命不保，在场的农会主任动了恻隐之心。他说：“这是个才出林的笋子呀（即：一个年轻人呀），不应该把他搞死了。”他一手托住李曼的身子，一刀割断了绳子，把他救下来后，送到一个80多岁的老医生那儿。最后，李曼的性命总算保住了，但促使生殖器勃起的附睾却被扯烂了，“从22 岁我生日那天起，我就‘残废’了，所以现在我是一个‘净人’（没有生殖能力的人）。” 李曼控诉道。
讲完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李曼精疲力尽，瘫倒在椅子上。
这还没完。到了文革，李曼又被抓出来挨整。整人的人问他：“你怎么没死呢？”李曼说：“我当时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这么一句话，差点又让他送了命。整人者说：“你留得青山在，你是还想来造反呐？”一顿暴打！李曼被打得昏死过去，躺在地上没有知觉了。这时，整人者又唆使村里两个人来整他。他们一个拿一把柏树皮，捆成很粗的火把，来烧李曼的眼睛。“他们说我土改时没有整死，文革中就要把我打死。我眼睛当时是烧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在地坝上躺了一夜，天要亮时才有两个人把我拖回去。”
和李曼住一个院子的一个人同情他，请了李曼的学生青龙口医院的院长罗远明，和李曼的同班同学大水井的眼科医生冉玉清来救他。结果李曼人是被救活，眼睛也保住了，但从此只能辨清一、两尺内的人和物。（根据谭松《血染的土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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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