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红卫兵的一大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在美国去世，终年77岁。
对于宋彬彬这个名字，今天很多4、50岁以及更年轻的中国人可以说已经很陌生了。
她生于1949年，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其父宋任穷是中共开国上将，文革后成为“中共八老”之一。
毛泽东发起文革后，1966年6月2日，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高三学生的宋彬彬，率先在学校参与贴出大字报并攻击学校高层。当年8月18日，宋彬彬作为北京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并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还对她说“要武”！从此，“宋要武”成了宋彬彬的另一个名字，更成了闻名全国的文革暴力符号。
1969年，宋彬彬前往内蒙古插队，1972年进入长春地质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文革结束后，她于1980年赴美留学，之后在美低调工作生活。
2003年，宋彬彬回国定居后，开始参与老同学关于母校副校长卞仲耘之死的调查。
2013年10月，中共十大开国元帅之一、前副总理陈毅之子陈小鲁曾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等恶行，向当年的老师公开道歉。事件启发了宋彬彬等人，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2014年1月，宋彬彬与其他老同学红卫兵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鞠躬，为当时未能阻止暴行，未能保护老师公开表示忏悔与道歉。“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不过，卞的丈夫王晶垚发表声明，强调在真相大白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作为昔日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辞世的消息在大陆几乎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一家官媒报道，但在海外却引发了一些关注和了解那段历史的网友的议论。
常言道盖棺定论。但宋彬彬身后似乎并未盖棺定论。人们对她在文革中的经历以及后来的道歉仍然存在着争议。
大约2012年左右，宋彬彬在网上公开发布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对自己的人生特别是文革初期那段经历做了回顾和反思。
在我看来，不管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也不管她的忏悔与道歉是否真诚，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她本人也是文革的牺牲品，也是毛发动文革所利用的一颗棋子。
据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回忆，1960至1966的中学六年，她都是在女附中度过的。上初中时大家都很单纯，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直到初中毕业她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
她回忆说，“1963年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分但不唯成分’的阶级路线，但共青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学生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一早，高三的学生党员刘进、马德秀来学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刘进说：‘现在党号了，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我想，这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意见在支部也讨论过，因此当即表示同意。我们连草稿都没有打，三人边说边由刘进写在旧报纸上。她签名后，我和马德秀也签了名。
“现在我已记不清楚大字报的标题和具体的措辞了，只记得是对学校不让我们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近年，有几个同学回忆起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开头的一句话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6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驻女附中。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宋彬彬是其中之一。接下来的8月，宋彬彬又成了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
据宋彬彬回忆，8月18日前两天，他们接到了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8月18日这天，女附中的队伍很早就到了天安门。当天，她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
那么“宋要武”这个让宋彬彬闻名全国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她说，8月18日那天，“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
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宋彬彬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 宋彬彬说。
宋彬彬的这段经历充分说明，她并非天生就是红卫兵，更不是天生就是宋要武，她是在中共洗脑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塑造下，一步步变成红卫兵，最后变成宋要武的。如果宋彬彬不是生在毛时代的中国，而是生在别的国家，她的人生显然将会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番模样。其实，岂止是宋彬彬，以她为代表的整个红卫兵一代，哪一个不是如此？
这就是说，是中共，是中共的洗脑宣传和教育，把宋彬彬那代中国年轻人变成了疯狂的红卫兵，变成了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砸烂封资修”的工具。
在十年浩劫中，充当打手和棋子的宋彬彬们犯没犯错？当然犯了，不但犯了错，有的人甚至犯了罪，但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而是万恶的中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一定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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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