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江青得力助手 音乐才子的宿命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9月20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77年8月28日夜,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后的8个月零22天,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给家人留下遗书后,服毒自尽。虽经过紧急抢救后,还是于8月31日死亡,终年52岁。

于会泳在十年文革中,因为紧跟江青,一步登天。但他为何自尽了呢?

今天,我们就根据何立波的文章《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等资料,跟大家谈一谈于会泳从一个音乐教师到文化部长,到最后走上绝路的悲剧故事。

江青赏识的音乐教师

于会泳1925年6月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自幼喜好文艺,很有天分。1946年9月,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瞒着母亲偷跑出来,投奔共产党。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学习;11月加入中共;1950年7月结业后,留校任教。学校先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到了1964年6月,他当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的副主任。

于会泳命运的转机从1965年初开始,当时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红灯记》作为样板。

这年春,于会泳写了篇《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提出,要用京剧演革命现代戏,必须对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他建议,为每一出京剧现代戏设计整套唱腔,这样才能广泛传唱。

江青看了文章,对于会泳的观点非常欣赏。得知于会泳是她的山东老乡,又是文工团出身,就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于会泳。江青还对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说,今后搞革命现代戏要重用于会泳。

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于是,于会泳在江青搞样板戏的过程中,得到了重用。

文革时期,文艺界是江青主持搞的八个样板戏的天下。张春桥根据江青的意思,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于会泳很善于揣摩江青的心意。比如,在得知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后,就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唱腔设计上,特别借用程派唱腔。江青果然非常满意。

再比如,在改编《智取威虎山》的音乐时,他也特意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一段,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的圆号交织在一起。也让江青喜出望外。

对江青的明确指示,于会泳更是言听计从。比如对《杜鹃山》的剧情,江青提出:“主题是改造自发部队,这一点不能不明确。”于会泳就将江青的话总结为“主题先行”。

江青说,要突出英雄人物。于会泳立即加以发挥,提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主题先行”、“三突出”,成为了文革时期排演样板戏的重要指针。

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分别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滨》、《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滨》。

于会泳对江青很是知恩图报。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会议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开演前,于会泳突然出来,对着台下观众吹捧江青,说她“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一番话说得江青心花怒放。

1969年,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八个样板戏逐一被拍成电影。

江青搞样板戏期间,于会泳执行江青的指示不遗余力,从修改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全都亲力亲为。有一次,为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

江青对他也关心有加,多次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

江青提拔重用的文化部长

于会泳协助江青搞样板戏,助江青成为中共文艺界的掌门人,他也从江青那得到回报。

他先后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还经江青提名,当上了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初期,文化部就被“砸烂”。1970年成立国务院文化组,主抓样板戏,于会泳是组员,后升任副组长。文化组后来渐渐承担起文化部的职能。

1975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对四届人大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讨论。关于文化部长人选,周恩来最初准备让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担任。但吴德因为已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推辞。周恩来又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表赞成。于是,提名通过。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

替江青受过

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审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创业》,觉得很好。

但是,江青看过之后却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

于会泳顿时傻眼,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给毛泽东写信投诉。

毛看了影片后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毛的批示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把于会泳训斥了一顿:“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于会泳不得不给毛泽东写检讨,将“十条意见”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追随江青整人

就这样,江青对于会泳越来越器重,文革中于会泳在文艺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搞到什么程度?反对于会泳,就是反样板戏,反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于会泳变得不可一世。他在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时,一百多师生被迫害,逼死三人,逼疯四人,半疯四人,还逼死外单位两人。

在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时,迫害过山西省文艺创作干部赵云龙,歌剧演员王昆,诗人郭小川等。

他在任文化部长后,曾领导组织了一台晚会,有三个小戏,都是抓特务的。词作家闫肃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个晚上抓了三个特务,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

于会泳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他在作报告时严肃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

就这样,他当部长期间,组织过批无标题音乐,批“黑画”,批晋剧《三上桃峰》,批电影《园丁之歌》、《创业》、《海霞》等,一批人因此遭难。

紧跟江青批邓小平

于会泳还忠心耿耿跟着江青去迫害他人。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与江青在一些问题上有过冲突。到了1975年11月,江青得知毛泽东准备再次批邓时,不断给于会泳等亲信吹风,让写材料揭发邓。

1975年12月中旬,于会泳从上海带回“邓小平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向文化部司局级干部及样板团中的亲信印发批判,说:“邓是‘还乡团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担心地震影响了批邓,于会泳8月12日在中国京剧团的梨园召开文化部“放排炮”大会。会上,他朗诵了一首诗:“梨园批邓,排炮齐轰,虽有地震,其乐无穷。”

江青在文化部的“死党”

于会泳的好日子,随着江青被抓也到了头。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对于会泳进行隔离审查。于在10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

1977年8月12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把于会泳定性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他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

这个定性,给于会泳致命一击。

1977年8月28日夜,于会泳给家人留的遗书中说:“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之后,服毒自尽。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寻短见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一失足成千古恨

单从专业角度看,于会泳是一个有才华、在音乐上有一定造就的人。

当他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文革中害人无数的江青绑在一起之后,整人和挨整,就成了他的宿命。

江青倒台后,他的精神支柱坍塌。担心当年被他整死、整疯的人找他索命,只好自我了断。一失足成千古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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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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