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载在《黑五类忆旧》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邓保民，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中共篡权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他爱读书，尤其是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更是爱不释手。文革一来，“三家村”挨批，邓保民成为县粮食局的小邓拓，被遣送回老家当农民。
1968年夏末，从东安县刮来黑杀风，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更是人人自危。一天上午，邓保民家突然冲进来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干部们认定他具备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出身地主，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又被政府开除回来。
民兵用棕箩索拧成的粗鞭子，猛抽被五花大绑的邓保民。当时正是7月底，邓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他仍不招认，民兵便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屋梁上，还有人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坠，重量加大了，两只吊在梁上的手臂好像从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难忍。最后实在受不了，只好违心承认参加了黑杀队。
1968年8月4日，蛇湾大队第二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监房提押。那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马刀。他把马刀斜靠在监房墙壁上，双手去开邓保民的镣铐。邓料定此次批斗有去无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丢到蛇湾水库喂鱼。与其如此，不如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决心下定，等民兵打开镣铐的一刹那，邓立即跨前一步，抢先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的四岁的小儿子邓四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
邻近的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一时喊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大家乱成一团。民兵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追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溪水太浅，淹不死人。他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很快乱刀砍死。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不要散伙，到邓保民家里算账。
此时邓保民的妻子唐桂姣已经得到丈夫杀人的消息。她决定与四个儿女在家坐等追杀的人来。唐桂姣听到叫喊，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
母亲被刺死，孩子们被吓懵。大女儿邓爱华年长几岁，流着热泪，匍伏在地，向大家哀告：“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面对这个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还有人大喊大叫：“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十个地主崽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邓爱华匍伏在地，现出的雪白颈项。有人举起马刀，咔嚓一声，砍下这个18岁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殷红的血柱喷出几尺远。
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仍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得像筛糠。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眼的民兵积极分子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间禾场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邓保民的妻子唐桂姣的尸体，45岁
大女儿邓爱华的尸体，18岁
小女儿邓立华的尸体，9岁
大儿子邓超雄的尸体，17岁
小儿子邓少雄的尸体，7岁
邓保民一家被杀光了，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一个邻居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尸体怎么办？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家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过不了两天就会臭气熏天，再说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提议丢到那边山上的岩洞里，既不用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这是一个好主意。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杀人现场很快被打扫一光。
邓保民一家被杀后，县支左办负责人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于是杀人风席卷全县，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像放排木一样，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邵阳市城区半个多月都不敢饮用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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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