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8月25日讯】在波士顿唐人街，梁利堂在几年前开始“走红”，为了向中共投怀送抱，他积极成立“大波士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向纽约中领馆报告反共人士“黑名单”，向中共国安提供可招募“培养”的人选，并两次三番受邀回中国参加统战部会议。但这一切在去年五月他被逮捕后戛然而止。
梁利堂面临的指控不仅揭示了他与纽约中领馆间的秘密通讯，还引起了对于侨社“外国代理人”问题的广泛关注。上个月，当梁利堂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由来推翻指控时，法官驳回了他的请求。而在纽约，王书君这名长期在民运圈内活动的人士，也被发现替中共国安做秘密线人近20年而被定罪。这两起案件，虽然涉及的人物立场不同，却宛如硬币的两面，展示了“外国代理人”案例的多重面貌，以及中共招募代理人的手法。
梁利堂坚称，他的行为仅仅是在行使与中国（中共）官员沟通的权利，这是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但在这场法律的拉锯战中，梁利堂最终难逃中共代理人的指控。
01：梁案法庭激辩 法官驳回撤诉要求
此前，梁利堂一案的辩护和检方对于“外国代理人”的定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梁利堂通过代理律师德米西（Derege Demissie）在5月7日提出的21页撤诉动议中说，“外国代理人”的定义含糊，可能导致任意执法。他争辩说，梁利堂与中共官员的沟通仅仅是基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目标，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代理关系。梁的行为只是在宣扬个人和组织的政治观点，“他并非作为代理人行事，而是与中国（中共）的利益‘平行’行事，或许还追求‘共同目标’。”
然而，负责起诉该案的联邦助理检察官基斯特纳（Timothy Kistner）反驳称，第951条法律与《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是完全不同的法规，包含不同的要素。梁利堂不仅与中共利益并行且追求共同目标，他还在中共官员指导下行动，并向他们报告，这些行为符合第951条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定义。第951条法律允许以较小程度的“指导”来确立代理关系，而不需要反映雇主对雇员的直接控制。
麻塞诸萨州联邦法官塔尔瓦尼（Indira Talwani）在审理此案时说，第951条将“代理人”定义为“一个同意在美国境内根据外国政府的指示或控制行动的个体”，此条文并不要求证明双方存在“补偿或明确协议”，起诉书中已经列举了许多事实来支持梁利堂“同意受外国政府的指挥或控制”，这就足够指控了。
梁利堂的律师又提出，第951条的指控侵犯了梁的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因为梁的观点和中国（中共）的观点与美国的观点相悖，政府专门针对他进行政治起诉。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FARA，对与中国（中共）有联系的美国公民进行政治起诉。”
检控官基斯特纳反驳说，这些论点是对法律和事实的误解，因为FARA和第951条并没有惩罚言论，而是惩罚未登记的行为。检方强调，第951条法律和FARA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些法律要求国内代理人向美国司法部长报告，以便公众了解信息背后的真正来源，“防止外国主事人暗中影响美国的政策”。
法官塔尔瓦尼认同检方的立场，认为梁利堂的行为超出了单纯的沟通范畴，涉及到了具体的、与外国政府的指示或控制相关的行动，例如，对异议人士拍照、收集资讯并传给中领馆。她说，第951条法并不是“刑事化”亲外国政府的情感或言论内容。该条法是通过建立一套追踪“外国代理人”的系统，进一步促进国家安全这一不容置疑的重要政府利益。
最终，法官在7月16日发布17页的裁决意见，驳回了梁利堂的撤诉申请，案件将继续进行，预计明年1月开审。
02：波士顿华埠的旗帜之争
梁利堂在去年5月被捕后，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于同年9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操纵‘证据’，让无辜中国人民遭受不公正对待”，指责美国对梁利堂的指控是“将法律政治化”。那么，美国提出的20页起诉书究竟包含了哪些细节？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对梁利堂的指控？
根据法庭文件和公开资料，梁利堂是美国公民，在美国居住超过30年，他在波士顿一家酒店工作，是当地26号酒店工会的活跃成员。此外，梁利堂在波士顿侨界也很活跃，曾任中美文化协会书记、美国中餐联盟副主席等职。在纽英崙中华公所和梁氏宗亲会等传统侨社中，他也曾担任要职，并参与举办“十一”升旗和晚宴等活动。
梁利堂受到FBI关注，最初的起因是波士顿中国城的“双旗之争”。
波士顿华埠的标志性“中华牌坊”，其匾额上分别刻有“天下为公”和“礼义廉耻”，象征着中华民国的精神遗产。作为中华民国的捐赠，这座牌坊一直中华民国旗帜和美国国旗共同飘扬的地方。但随着中共影响力的增长，以及中共透过各种渠道对美国进行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波士顿华埠也开始出现中共五星旗。
自1997年起，波士顿的亲共团体在纽约中领馆的支持下，每年10月在波士顿市府广场举行中共五星旗升旗活动。2003年，当地华人学生学者在纽英伦中华公所外的旗杆上首次升起五星旗。
2014年，波士顿华埠的街道上首次出现五星旗。10月1日前后，中共五星旗与美国的星条旗并肩飘扬在华埠的必珠、泰勒、乞臣等街道的灯柱上。10月10日前后，五星旗则被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后来，波士顿华埠逐渐出现同时悬挂五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情况。
03：梁向纽约中领馆报告“红旗事件”
2018年7月，悬挂在波士顿华埠牌楼和高速公路两旁的五星旗被割坏，这一事件在中美贸易战的紧张氛围中引起了关注。梁利堂向纽约中领馆的A领事报告了旗帜被毁的情况，并指出了他认为的破坏者。
同年8月，梁利堂向同事梁某人透露，纽约中领馆想要了解一位当地律师的“政治立场”，并询问他是否认识该律师。他还提到“大使馆”将来访波士顿，讨论所谓的“黑名单”。梁利堂表示，A领事希望对五星旗被割事件“采取行动”。
大约六天后，那位同事向梁利堂发送了一封标题为“黑名单”的电子邮件。
同年9月，梁利堂协助组织了一场活动，A领事和纽约中领馆的高层官员B出席了该活动。A领事随后向梁利堂索取了一位参加活动的波士顿民选官员的职员姓名，梁迅速提供了信息。
10月5日，梁向纽约中领馆高官B展示了数月前“破坏”中共旗的人的照片和视频，并宣称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三天后，他提供了一篇文章给B，文中声称一名支持台湾的华社组织成员是涉事人。在开完新闻发布会后半个月，梁利堂就受邀回了中国。
12月6日，A领事询问梁利堂有关支持台湾的社区组织的职员人数。当天晚些时候，梁与A领事通话15分钟。到了2019年2月10日，梁再次与A领事通话了12分钟，并在几天后向该官员提供了一份亲台社区组织成员的名单。
在2019年2月21至22日，梁利堂还向A领事提供了纽英伦和纽约地区三家华人同乡会的相关资料，包括会员人数和部分侨领的姓名。
04：五星旗被毁事件后 赴中国见统战部官员
在梁利堂向中领馆报告五星旗被毁事件三个月后，2018年10月，A领事将梁利堂介绍给中共统战部下属机构负责人C。统战部的任务是协调“统一战线”工作，即通过团体和个人联盟推进中共目标。C向梁发送了参加侨联（全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中国会议的信息，梁利堂提交填写好的表格，并与侨联官员D沟通，提供会议参加者的名单。
梁于接下来几周内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从10月23日至27日，第二次从11月4日至15日。10月24日，梁在中国期间，侨联官员D要求梁提供波士顿地区华人和亲台组织信息。梁回复称已将此请求转告给他人，并由该人直接联系D官员。
11月2日，梁向中共官员C发送讯息，对10月访问期间未能见面表示遗憾，并告知11月访问的详细行程，包括与统战部、中共中央台办和国务院台办的会议。
根据新闻报导，11月初，中美文化协会带领三十多位华人华侨首次举办侨领归国访问团活动。团长为美国中餐联盟副主席梁利堂和中美文化协会总顾问梁添光，副团长为波士顿华埠居民会主席、黄氏宗亲会元老黄国威。中美文化协会主席何远光、财政及黄氏宗亲会顾问黄光野等人随行。访问团在北京受到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台办、北京市侨联等单位的“热情接待”。
05：从中国返美 梁与中共官员协调成立新“和统会”
2018年12月，梁利堂与纽约中领馆国务院台办的E领事联系。同月晚些时候，E领事与其他领事，包括中领馆高官B，一同访问波士顿并与梁等人会面。12月20日，梁告知B，新的“和统会”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并已确定了“核心团队”。
2019年1月，梁与人共同创办了新的“大波士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NEAPUC），并担任副会长。在此之前，一批中国留学生于2013年在波士顿成立了一个旧的“波士顿统促会”。
2019年4月18日，梁透过微信向另一地区的“和统会”头目M发送讯息，告知对方“大波士顿和统会”由各社区组织的主席组成，并对新成员的接纳标准甚严。梁表示愿意透过电话进一步讨论细节。
4月22日，梁将“大波士顿和统会”的徽标和注册文件发送给中领馆的A领事和E领事。梁还告诉E领事，他们已从当地组织中组建了一个“核心团队”，并设有严格的会员加入条件。梁表示可以通过电话提供更多信息。
美国政府在2020年10月已经把“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列为“外国使团”，并表示该组织是由中共统战部控制。
06：中共跨国镇压靠亲共“侨领”运作
在2019年8月，全球多地的人们举行集会，声援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活动。8月17日下午3点，数百名纽约的香港人在曼哈顿华埠孔子大厦前集会，与此同时，纽约亲共侨领陈善庄等人也在街道对面搞“反集会”，与NY4HK团体对峙。次日，“波士顿支持香港”游行计划从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出发，一直行进至唐人街，波士顿的这场活动也遭到了亲共团体的干扰。
在波士顿集会前夕的8月17日上午11点48分，纽约中领馆的E领事向梁发送了一个脸书页面链接，该页面讨论了即将举行的全球声援香港“反送中”集会。一分钟后，梁将此链接转发给 “大波士顿和统会”的共同会长胡某人。下午2点58分，梁又将该链接发给另外三名成员。
当天晚上10点，梁尝试联系E领事，但电话未能接通。10点29分，纽约“和统会”头目M将“波士顿统促会”在当地微信群组发布的帖子转发给梁。10点32分，M告知梁，该帖子是关于次日聚会的微信讯息截图，由人在中国的留学生L发布。L希望“大波士顿和统会”能提供支持，梁回应他将“全力支持”。
晚上10点49分，梁向E领事发送了两条语音留言。10点55分，梁向E领事发送了他当天早些时候在纽约参加陈善庄等人“反集会”的视频。11点09分，E领事回拨给梁，两人通话约十分钟。
晚间11点35分至11点42分间，梁向“波士顿统促会”的成员发送了数条关于当天在纽约举行的香港人集会视频。8月18日凌晨12点20分，梁通知“大波士顿和统会”的四位成员：“港独分子将于18日下午2点在州议会大楼附近集会。希望大家能通知朋友和家人抽空到同一地点，共同谴责港独。谢谢！”
凌晨1点11分，梁请求A领事通知当地华社组织F和G的成员到州议会大楼前集合，谴责“港独”活动人士。梁表示他没有时间准备旗帜，但F或者G组织应该有旗帜可用于活动。
早上7点47分，A领事回应“谢谢你的辛劳！”并指示梁，关于“G组织相关事宜”，梁应“直接”与他们沟通，因为“我与他们谈话不太合适……这种事应以自愿为主。如果我去说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但你可以这样和他们讲：‘我从A领事那里听说你们可能还有一些小旗子’。这样，他们可能会知道我在关注这件事。接下来，他们想怎么处理，就由他们自愿了。”
07：波士顿集会中 梁与纽约中领馆连线
2019年8月18日下午2点，波士顿支持香港的集会刚开始，一群高喊亲共口号的反集会人士便涌入现场，梁利堂向他们派发五星旗，又将一面大型中共旗拿给他们。
梁利堂不仅拍摄了许多参与集会的反共异见人士的照片和视频，而且还在下午3点半左右，与纽约中领馆高官B连线四次，这些通话加起来大约七分钟，而在下午3点43分，他又与A领事进行了一次三分钟的通话。这些连线似乎是为了协调某些行动或传达重要信息。
当天集会结束后，梁利堂开始四处表功。次日晚上，他与A领事通话八分钟，并将香港“异见人士”的照片和视频传递给了A领事和E领事。
梁还向“波士顿统促会”的两名成员发送讯息，夸耀这次针对性抗议的成功。他声称自己的“大波士顿和统会”比对方的“波士顿统促会”做得更好。见两人没有吱声，梁便问其中一人，是不是害怕他抢走对方的地位，并暗示如果对方不改变做法，最终会被“淘汰”。
在同一天，梁还向中共驻美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之一F发送了一条讯息，附带了波士顿支持香港集会的视频。在这条讯息中，他告诉F，某位支持香港民主的抗议者就是去年“破坏”波士顿红旗的人，而此人昨天在集会中被他带去的群众“痛斥”。
梁利堂又向一位从暨南大学来到波士顿的访问学者发送短信。暨南大学是一所由中共统战部和广东省政府共建的大学，直属中央统战部管理。他告诉该中国学者，自己在“接到任务”后，“连夜发了无数条微信”，才促成这次反集会活动，是他通知了所有人。
该中国学者教梁利堂“多与学生交流”，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对此，梁回应说，“在从事这类工作时，必须格外谨慎，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谈论敏感话题时，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
08：波士顿集会后 梁利堂再次受邀访中国
2019年9月2日，梁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前又一次拍摄了反共异议人士的照片。他将这些照片发给了领事A，并声称这些异议人士“正试图制造麻烦”。
两天后的9月4日，A领事邀请梁利堂参加于9月27日至10月2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共建政70周年庆典活动。梁于9月21日离开美国，并于10月2日返回。
在这次为期一周的访问中，梁利堂参加了统战部及其它机构主办的活动，包括会议、人民大会堂招待会和军事阅兵仪式。期间他向E领事报告，说统战部召开的“和统会议非常成功”，他从中“学到了很多”，这将指导他的“未来工作方向”。
根据中共国务院侨办主办的工作指导性期刊《侨务工作研究》，梁利堂对侨办赞扬中共“一带一路”。
回国后，梁利堂积极向相关官员报告了他的工作。11月前后，梁向统战部官员C提交了一份“大波士顿和统会” 2019年的工作总结，详细介绍了上述活动。12月13日，他将工作总结又发送给领事E。
09：拉拢中华公所主席
2019年11月和12月，梁向领事A汇报了纽英崙中华公所主席选举的最新进展。他告知A领事，有亲台湾人士试图影响新主席，并强调他们需要“赢得这场秘密战斗”。
2020年1月，梁告诉A领事，他已与新主席沟通，对方现在“倾向于他们这边”。他还建议新主席访问中国，并鼓励新主席邀请中领馆官员参加新年春宴。
10：梁为公安物色“可培养人选”
梁利堂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与他的联系人名单中被列为“华府上海公安”（DC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hanghai）的中共官员G进行了多次通讯。起诉书称，尽管公安部（MPS）是负责公共安全和执法的中国国内执法机构，但它也履行与情报服务和国安相关的职能，包括对持异议者进行调查。
2022年7月11日，梁与公安G进行了18分钟的通话，并于次日再次通话10分钟。在7月12日的晚些时候，公安G要求梁提供两位海外华人社区副主席的信息，并计划安排他们参观华盛顿特区的中共大使馆。
梁随后向公安G提供了一家公司老板兼华社组织H主席，以及一家餐厅老板兼华社组织I副主席的姓名。梁表示，这两位年轻有为的人选是公安G的“最佳培养人选”。公安G确认收到信息后表示将进一步了解这两人。
不久之后，梁与这两个中共公安的“最佳培养人选”一起访问华府的中共大使馆并会见G。起诉书提供的照片显示，四人合影中，梁利堂手中拿着一块写着“警察”的牌匾。
11：波士顿集会组织者：中共跨国镇压广泛
以上第3至第10小节的内容均来自起诉书。总的来说，在纽约中领馆报告“红旗事件”后，梁不仅赴中共与统战部官员会面，更在返美后与中共官员协调，成立了新的“和统会”。这一系列动作揭示了中共如何利用亲共的“侨领”和“和统会”进行跨国镇压。从波士顿集会中梁与纽约中领馆的连线，到再次受邀访问中国，梁的行动显示了中共在海外华人社区中的影响力及其招募与培养代理人的策略。
梁利堂去年5月被捕后，因涉嫌“图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和“在未告知司法部的情况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起诉。这两项罪名总共可带来最高15年的监禁和50万美元的罚款。
当年组织那场波士顿集会的香港活动人士许颖婷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她和其他参与者在集会中遭到梁利棠等人的骚扰和威胁，她甚至被跟踪到学校宿舍，有的参与者的汽车轮胎还被戳爆。
许颖婷忆述，集会前收到威胁讯息，包括有组织的对抗行动和暴力威胁，对方提到要带枪械、带木棍去攻击他们。她清楚地记得，在台上发言时，有反对者挥舞中共国旗，试图遮挡她的面孔，并骚扰其他参与者。在游行队伍进入中国城时，有人攻击义工并破坏海报。
她强调，过去几年香港人和很多其他受中共镇压的群体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共跨国镇压的广泛性，希望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12：美国不容“脚踩两只船”华社反思
随着美中敌对加剧，美国加大了打击中共渗透的力度。2023年4月，FBI逮捕了纽约长乐公会的两名侨领卢建旺和陈金平，指控他们在曼哈顿唐人街设立“秘密警察站”，为中共政府当代理人。此前一个月，民运人士王书君也因向中共国安提供异见人士情报被捕。
本月初，王书君被布碌崙联邦陪审团裁定“外国代理人”罪成。对此，“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指出，在美国以往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的时期，许多“脚踩两只船”的人过得很风光。但现在，随着中共成为美国的大敌，王书君的定罪警示了那些为中共效力的人，他们的行为不再被美国容忍。周锋锁希望这些人能够改弦更张，不要继续走错路。
布碌崙博主凌飞说，美国对这类行为已经算是非常宽容，叫这些人登记“外国代理人”没啥委屈的：“王书君与中共眉来眼去、暗中合作的行为，是一个国家本身就不允许的。如果情况反过来，你去中国试一下，为美国政府传递这种情报，（中共）对你还有话好说吗？”
他认为，梁利堂和王书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体两面，他们的价值都建立在中共的体制中，“他们都跟那个体制搭上关系，只要体制内给他们点好处、安排点事情做，他们就很满足，觉得自己又回到体制内了。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你离开中国，向美国宣誓（效忠）时，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许多华人，包括那些已宣誓为美国公民的人，似乎认为宣誓只是个搞笑的形式，可以忽悠一下。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出自内心诚信的承诺。”凌飞表示，因此，这些人对美国这种建立在法治、自治和人性自我约束上的社会运营模式，从内心深处并不真正认同。
但危机中也蕴含着转机。他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这种压力可以迫使华人社区进行自我反思和改变。他提倡华人应该放弃“侨团”的身份，转而成为遵循美国规则运作的“社团”，因为“侨”字意味着不将自己视为美国人，“当他讲侨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思维和做法就决定了他那样。”
最后，他认为美国通过执法行动清理民运圈的乱象，并震慑那些亲共侨团，是一件好事，这将迫使这些人放弃“通过当‘侨领’曲线进入中共体制内获取好处”的想法。 他说：“有两种人会进步，一种是主动学习的进步，另一种是被鞭子抽出来的进步。所以，说实在的，我觉得美国打击这些人也是一件好事。”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