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的通知》，陆媒惊呼数万家地方金融组织将进入三年“最严监管期”。
此外，进入2024年，地方金交所纷纷倒闭。迄今，全国至少20家金交所宣布关停，广东、河南、黑龙江、山西、海南、吉林、江西、湖南等多个省份宣布已实现辖内金交所“清零”。自2010年5月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获批成立，地方金交所一度野蛮生长，最高达70家，大量违规甚至非法的金融理财产品通过金交所平台向公众销售，为祸甚大。国务院早在2011年就相继出台“37号文” “38号文”、建立了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但一直进展不大。可为什么现在要“一刀切”、令其退场呢？关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压力，使当局不得不狠心割肉。
去年3月以来，当局对金融体制大动干戈，目的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当局主要措施之一，乃是重组地方金融体制，因为其认为地方是金融风险暴露的最大敞口（它认为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肯定是可控的）。
中共一直强调金融是中央事权，实施集权管理。但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又不得不对地方分权、对市场放权，地方金融发展起来。经中央授权，地方金融机构为“7+4”。“7”指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4”指的是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
发展地方金融，是地方的核心利益之一。但由于体制与政策扭曲、市场发育不良、腐败、人心贪婪等等因素，地方金融乱象纷飞；另一方面，中央又有极强的控制欲，地方和中央就地方金融监管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举例而言。2021年12月31日，中共央行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国务院2022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中，《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处于“预备制定”阶段；2023年，提升至“拟审议”阶段。但今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被降级为“预备制定”， 近期出台的可能性不大。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出台之难，说明中央和地方博弈激烈。
而中央呢？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决心全盘推翻过去的地方金融体制。标志就是2023年3月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中共还特别成立了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对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督管理。今年4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县域监管支局统一挂牌，“四级垂直”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正式运行。
但奇怪的是，“7+4”地方金融机构却不在其监管范围之内。为什么呢？因为“7+4”机构数量太多（大概3万多家），股权太分散，做不到穿透式监管，无法做到行业的统一监管；而且它们风险也太大。
所以，这次中央三部门“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要求地方金融组织数量只减不增，也可以看作一个过渡政策，通过三年严管（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清理整顿政策较以往更为彻底和严格），让地方金融收缩规模、风险减小，到一定阶段以后再把它们都装进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框子里。
中央算盘打得很好。不过，别看 “7+4”类地方金融机构数量很多、风险很大，但它规模很小。中共真要防范金融危机爆发，核心应放在银行业。官方数据，2024年1季度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76.4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29.58万亿元；金融业机构负债为434.97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负债为394.49万亿元；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银行业占比都超过90%。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是“六大（国有行）十二小（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财务报表看起来似乎还行，但其真实性则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社会普遍不相信，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银行股和保险股、地产股被戏称为“A股三大傻”。
可中共居然就信了，把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心不放在银行业，而是重点打击互联网金融和严管地方金融组织上（虽然必要的监管还是应该的），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
这次，中央通过巨大的政治压力，对地方金融组织下狠手，不仅对防范金融危机的意义不大，而且还会加大央地矛盾。中共这么做，只会加速金融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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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