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比较文学，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她就是7月27日才去世的著名学者乐黛云先生。
乐黛云（1931年1月——2024年），苗族人，生于贵州贵阳，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984-1998）、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1990-1997）。可以说，乐黛云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
和所有生活在中共国的老一辈学者一样，乐黛云在毛时代也曾多次蒙难，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在2015年1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何处是归程》一书中，她回忆了这段难忘的人生岁月。
书中说道，1952年乐黛云毕业留校工作，是当时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作为中共当政后所谓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她也以此自豪，决心作出一番事业。
到了1957年，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二十名，乐黛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十名。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很少有机会发表。他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他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并拟定了文章标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以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后来又在刊物名称上讨论了很久，有的说叫“八仙过海”，取其并无指导思想，只重“各显其能”之意；有的说叫“当代英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创造的那个才气横溢却不被社会所赏识的“当代英雄”别却林在大学年轻人中正是风靡一时。会后，大家分头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这时，已是1957年5月。乐黛云的老师王瑶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他警告他们立即停办。他们还莫名其妙，以为先生不免小题大做，对共产党太不信任。结果，在之后的反右运动中，包括乐黛云在内的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都成了右派。
为何这参加办刊物的这八个人无一幸免？因为，图谋办“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而想摆脱领导，就是反党！况且他们设计的刊物选题中还有两篇大逆不道的东西：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拟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逻辑，这当然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十六岁就给一位将军当勤务员的军队来的学生。这位将军因罪判刑，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勤务员，很想写出这一步步堕落的过程，以资他人借鉴。按反右逻辑，这也是诬蔑共产党，诬蔑解放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这样，1949年后北大中文系文学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个成了右派。右派者，敌人也，非人也！一句话，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乐黛云，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成了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月十六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直到1962年底，乐黛云才恢复公职，返回北京大学，职务是数据员。为避免再向纯洁的学生“放毒”，她被禁止和他们直接接触。她的任务是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对她来说，倒真是因祸得福。一来可以躲在数据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二来必得一字一句，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这是硬功夫，大大增强了她的古汉语功底；三来这些极美的诗唤起了她儿时的回忆，给她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遨游的世界。
可惜好景不长。乐黛云回忆说，“据说经过考验，我的‘毒性’已过，不到一年，又让我‘重返神圣的讲台’。分配给我的课程是政治系的‘政论文写作’。如此具有崇高政治性的课程，怎么让一个‘摘帽右派’去承担？我真的受到了惊吓！后来我逐渐懂得了其中奥妙。中文系的人原来就不喜欢教写作课，因为要花很多时间改作文，自己没有提高，不能写书，提升就成了问题。况且‘政论文写作’是新课，谁也不知如何开，加之一碰到政治，大家都心惊胆战，怕‘犯错误’，于是这一光荣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乐黛云果然中了圈套。1964年夏，学生们暑假后从家乡回来，她给的作文题目是就自己的耳闻目睹发一些议论。大部分文章都是歌功颂德，唯独班上的共青团书记写的却是家乡大跃进和共产风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并从理论上讨论了杜绝这种危害的办法。文章写得文情并茂，入情入理，而且与乐黛云在农村的经历全然相合。她当然给了高分，并让他在全班朗读，得到了同学一致好评。
这时，正值全国全面大反右倾翻案风，乐黛云一下子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煽动学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头号“典型”，说明右派人还在，心不死，随时准备“翻天”！乐黛云从此再度被逐出讲台，并被监督起来。最使她难过的是那位团支部书记本来可以飞黄腾达的，却被开除了团籍，毕业分配大受影响，分到了一个穷山恶水的异乡。更遗憾的是他班上的一位同学拿了这篇文章到其他系的同学中去宣读，于是有了“聚众煽动”的嫌疑，又听说他还有什么别的“背景”，不久就被抓进监牢。
文革开始后，乐黛云自然难逃外运。她是“翻天右派”，丈夫是“走资派黑帮”，转瞬之间夫妻俩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不但家被查抄，每天还要在烈日之下“劳改”挨斗。
“但是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尤其是得知这次大革命的伟大统帅下令从上到下撤销各级党组织，并且说，你们压了老百姓那么多年，老百姓起来放把火，烧你们一下，有何不可？这真是大快人心，我似乎预见到中国即将有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了。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后来才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幌子，和以往一样，我们又受骗了。我们付出了极高代价，但是，一无所获，倒是国家大大伤了元气！” 乐黛云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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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