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7月27日讯】中共近年以维护党魁习近平的权威及“集中统一领导”为由,在体制内外推行学“习思想”运动。不过,伴随而来的是官场进入软抵抗、躺平状态。两位刚出国的前中共官员对大纪元表示,体制内许多人对政治学习感到厌烦,加上内卷严重,明白人都想出国。
思想管控日益严重 学“习思想”惹人烦
常女士是中央直属单位的公务员,科级干部,一年前从中国来到欧洲某国。
她近日对大纪元表示,像她这样的公务员,一般是正常工作到退休,单位应该说是本市最好的单位,工资也没受疫情影响。但是单位系统内近两年还是有多位同事离职,她自己则在去年离职并出国。
常女士说,其实在职公务员大家都很烦的一样东西,就是学习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思想监控加强,疫情的三年来尤其严重,上班各种会议都学习近平的思想,下班后加班做本职工作,大家怨声载道。”
常女士不是党员,但也被强迫去写各种思想汇报。
“那些党员更累,经常开会,写学习心得,党组织还要求手写汇报,(党务)工作量大到甚至安排专人做党务工作,经常加班。(管党务的)累得才三十多岁就背上24小时心脏监控仪。感觉风气回到文革时代,思想受到钳制。”
内卷严重 人际关系紧张压抑
常女士并不想再升官,工作十多年了,只想要开心工作,但这也很难实现。
对中共最高层的左转路线,大家都有切身体会,除了思想学习被加强,连过洋节现在都不允许了。那些党务工作者,日常就成为党埋伏在人们身边的钉子、眼线。
“有一年平安夜,为了融洽,我说一会午休给大家买苹果,马上管党务的同事就说,不让过洋节,明文发出的。一点同事间的温情都被扼杀,同事间都会监督,人人自我审查。”她说。
中共二十大后,各种打着国家安全名义的法律和规定出台,制造了寒蝉效应。
常女士说,“平时出差时的工作环境照片,现在不敢往朋友圈发,经常开会被提醒,不让发照片;学习《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经常检查,其实都是在造假,根本没(那么严重)问题,制造紧张氛围,让办公楼里人人自危,不敢拍照,不敢乱说话,连办公室的照片都不敢拍。”
常女士说,被众人羡慕的公务员都只能停留在安全需求的层面,只能大致确保生活稳定,想要再往上获得社交、互相关爱的需求、尊严需求,甚至达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人,包括领导,身心都在持续内耗,多数人都活得很疲惫。
基层没意义的工作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今年初发布的《经济的另一面的草根调查》,提到基层存在撂挑子,多数乡镇政府勉强保持运转,有些村庄发不出薪水给村干部,很多村干部闹辞职。基层政府为了应付上级不得不在多方面造假。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
常女士说,中国下边许多基层公务员工资在减少,有的减了百分之六十,同时他们现在干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前几年的疫情管控。
“基层公务员被摊派任务打疫苗,我们单位没有,但我知道北方城市,如黑龙江十年流失人口二十万,户口上的人其实都去外地打工了,找不到人打疫苗,为完成任务就自掏腰包雇人打疫苗。我们单位是有结对的扶贫单位,要买那里的土特产,非常贵的茶叶,腊肉,香肠等,不但个人买,单位也要买。”
她说,三年疫情期间,省委组织部动员所有封控在家的公务员去做大白(防疫工作人员),说是省委书记说如果不去要秋后算账,“我被迫去当大白,最后给发个证书,有的人感染变成白肺,现在身体也不好,这是给多少钱不能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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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来到欧洲某国的李女士,原来是基层政府的科长,年近五十岁,工作快三十年了。
李女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她刚提职科长就赶上疫情。
“我们被紧急召回,要求带着行李住到单位,每天做大白,去检查核酸,从民间招募的志愿者和护士等每天最少二百元,而我们除了不去捅嗓子(采样),工作量和他们差不多,一分钱没有不说,2020—2021年没有绩效奖金。”
李女士披露,当是为了完成打疫苗任务,就要造假,每个人必须拿到3个七十岁以上老人的身份证号,其本人可以不去打针,然后就在系统里登记已打疫苗了。她拿了死去的朋友的身份证充数,就这样还没有完成任务。
“解封后上面政策让保经济,我们又挨个去商家动员,让他们去在我们这里注册,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过几天又创建文明城市,又去大街捡烟头,总之,那三年做的全是为迎合上级一阵风的形式任务,就是没有为百姓服务的事。越做心里越凉,连父亲身体出现异样也没及时察觉,短短一月,父亲去世。”
有人挤进有人逃离 最渴望的是“润”
近年青年失业率高涨,公务员考试大热,不过常女士说,外边的人想进来,但实际上体制内有条件的人都想办法逃离。
“我们处就有两个离职,加上我有三个了,机关党委。另外部门离职、辞职更多,具体数字因为不常见面,了解有限,听说有考博士去就学了。我们单位是我所在城市最好的,隐形福利、退休待遇很好,但还有很多人离职,甚至不惜违约。”
常女士的同事小张,刚刚考上公务员,按照《公务员法》入职公务员未满五年不可以离职,但小张不惜交了违约金也要离职。
她认为这是当局三年动态清零政策的后效应,大家都怕了。
“我感觉就是因为疫情时期给管控的,(他)刚出校门离开家在异地就业,第一年封控在外地不能回家过年,去看了一下女朋友,因为疫情封控政策自我隔离在家,被当作头等大错,处长叫到办公室一顿痛骂,甚至都要被骂哭了,一个年轻小孩……精神的压力把人的亲情都变得冷冰冰的,可能不惜违约也要离职。
“至于更多的人可能是对收入不满意,对工作环境的失望吧,原因挺多。至于我,是没有自由,所谓的那些待遇,隐形福利对我都不起作用了,领导对我的压轧让我向往自由,于是去年我就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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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女士说,其实已清楚体制黑幕的人,大家心底里渴求的还是“润”:“从我出国后,很多同事都问我怎么出国,甚至前几天还有人让我帮他联系出来。言谈中他们都很羡慕我,但是人人互相防范,在微信上也不敢说得太直白,但我知道他们也是有这种心思的。”
早就有人说中共的体制就是一台绞肉机,一些年轻人抱着满腔热血进去,想要施展报负,但这台机器在意的只有执政权力的存续,不会真心为老百姓做事。久而久之,就连人性中的良善都慢慢丧失了。
本身是基层科长的李女士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也选择了离开中国。
直接导致李女士离开的原因是在体制内的工作看不到意义,李女士说,“不是为居民服务,到处造假,没有说知己话的同事朋友,生死关头就是弃卒,百姓生活很苦,商铺倒闭,处处萧条的景象让人失望……”
再有就是因为单位领导一直要她上交护照,科长以上都要统一管理,再不走就晚了。
“把父亲安葬后,我下决心要走了,就没有后顾之忧。”她说。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周归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