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至4月，毛泽东南下视察时，发现在他的专列上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得知这个清况后，毛大发脾气，要求彻查。
此事传到中南海，引发一场大风波。到了文革时期，“窃听”，更成为一些被打倒的中共高官的重要罪证之一。
毛泽东大怒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1961年2月，中国新年过后不久，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他在中南海舞会上的舞伴——某托儿所的幼儿老师。
专列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的一个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化平和省委几个人到专列上谈话。
李志绥、幼儿老师、两位女机要员到专列下面散步。中南海机要室的录音员刘凑过来，跟他们一起走。大家正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幼儿老师愕然地问：“你听见我什么话？”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又问：“还听到什么？”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等毛与张化平等谈完话后，立即向毛报告说，火车上装了录音设备。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追查此事。
专列到达武汉后，汪东兴带着录音员刘和梅园招待所的一个电工，赶到火车上拆除录音设备。
然后，录音机、录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等摆放在一个会议桌上。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窃听”的证据存档。
杨尚昆大惊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研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毛主席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并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
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杨尚昆回到北京后，先后找到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康一民，中办机要室主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等谈录音问题。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录音事件”。这天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8日晚，杨尚昆给毛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起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有三：
一是由毛的秘书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
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的指示，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处分了机要室的三个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
一帮人大悲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从1960年底起，就被毛派到河南信阳等地搞调研，他不是专列窃听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但他作为中办机要室主任，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当时也不在专列上，不是窃听事件的当事人，也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机要秘书、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受到警告处分。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更多的人受到窃听事件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原中办主任杨尚昆。
毛在文革中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即杨尚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杨尚昆的问题第一条就是：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在这之前，杨尚昆就已被调离中南海。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来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他还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30日的日记写道：“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31日的日记写道：“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杨尚昆为何如此心神不定？因为他被免去已担任20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不得不离开已呆了16年的中南海，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5月22日，在广州的杨尚昆被告知：他已被停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因身体不适，5月28日，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
杨尚昆到临汾仅一个多月，1966年7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实施“监护审查”，从此，他被监禁长达12年。
叶子龙被由北京卫戎区“监护审查”达七年多。康一民、吴振英已调离机要室，也被揪到学习班批斗，被抄家，后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北京。
窃听事件还株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员，包括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长丁兆甲，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汉雄，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党委常委王诤，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伍等。
毛为何大怒？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乘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还是叶子龙都没有这么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后更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
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毛认为这是“中央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
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几个人”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李志绥的这个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毛淫乱的私生活被“窃听”，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从1956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以来，毛心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担心他身边睡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这样的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搞政变，夺他的权，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对他进行批判。
谁下令“窃听”的？
1959年11月，毛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谈到中苏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人不要做记录。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毛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
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1980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称：
一，杨尚昆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
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
三，1961年1月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
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
根据上述复查报告，杨尚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在1961年的窃听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到底是谁决定1961年1-4月在毛的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并派中办机要室会议科的录音员在车上录音的呢？
只能是比杨尚昆地位更高的“中央几个人”了。当时，杨尚昆的顶头上司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员彭真等。
毛所说的“中央几个人”，可能就是刘、周、邓、彭了。
文革中，毛将刘、邓、彭全部打倒，对周严加防范，可能与他们下令搞“窃听”有关。
结语
众所周知，中共是全世界最爱搞监控的，包括窃听。这是中共维护极权统治的“法宝”之一。
但是，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他们谁都不愿意别人“窃听”他们。毛泽东是如此，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都是如此。
但是，要得人不知，除外己莫为。
毛泽东大怒“窃听”、千方百计防“窃听”，严惩“窃听”的人。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毛死后，在毛身边做了19年保健医生的李志绥，会在美国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关于毛的鲜为人知的密闻公诸全世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报导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