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6月05日讯】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六四事件是一道过不去的坎。35年前的这一天，中共动用正规国防军队，使用坦克、机枪等重型武器对北京要求民主的数万市民进行了屠杀式的镇压，震惊了全世界。六四镇压后，虽然中共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但整整一代人对中共的认知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六四镇压为什么会发生？这起事件对中共以及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对国际秩序的重塑以及对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示？
六四屠杀影响苏东剧变 重塑中国人和中共的关系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1989年发生的那场六四天安门屠杀，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重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的关系，尤其是重塑了中国知识份子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在八九民运之前，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其实都是改革派，甚至是改良派，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在认同中共统治的基础上谋求更好的社会机制。但六四镇压之后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革命派，也就是他认为只要中共还在台上，中国的改良或者是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必须彻底抛弃中共，中国才能够继续进步，尤其是最近这些年，这种思潮就更加明显了。
六四屠杀其实不是过去式的历史，而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现在中共治理社会的方式以及它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以前其实没有任何变化，中国民众和中共之间的这种冲突的性质也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这种冲突其实是更加严重了，这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巨大影响。过去二三十年，当年那批大学生已经逐渐的掌握了社会资源，我们每次报导一些重要事件，采访一些关键人物的时候，这些探访对象很多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这批人是中国的精英，从各方面都是精英，当习近平这一代人慢慢退去之后，这批80年代的菁英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
郭君说，六四事件对全球政治格局有巨大冲击，直接导致了整个共产集团的崩溃。六四镇压后的1989年下半年，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陆续垮台，到了1991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导致冷战结束，全世界共产体制的国家，从八十年代末期的约三十个，到现在就剩下四个。所以，六四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一个时代。
另一方面，六四事件也是中国和西方蜜月期的一个转折点。中共在1972年开始脱离苏联集团，到79年正式站到西方阵营中和以前自己的同志开始直接对抗，这是冷战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在八十年代美国和西方不遗余力的全力支持中共，从经济、军事、科技和其它方面都在全力支援中国。到了八九年之后，西方首先在军事上停止支持中共，然后在人权问题和意识形态上开始逐渐的对立，但大的国际战略合作其实没有发生改变，大战略的改变是到2018年以后的事情。
六四镇压没有影响经济增长 但改变了财富分配方式
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六四镇压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中共因此宣传说当初如果不镇压，中国就会陷入混乱，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增长，中共的这个论调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不镇压，就不会有经济增长，这种假设本身是不合基本逻辑学的，根本不成立的，因为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其实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专制体制最大的一个能耐就是依靠这种误导性的宣传，就是如果没有它，大家都会死。中共的这种宣传也用在其它方面，比如说镇压法轮功，中共会散布说，如果法轮功掌权了，中国会如何如何？其实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不存在的，法轮功从来没有要求掌权，用一种假设的前提，来衡量一个假设的结果，得到的结论当然是荒谬的。
回到中国的经济来看，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确实有很大的成就，其中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中国人这种赚钱的动力非常强大，中国人勤劳勇敢、刻苦耐劳，这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像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华人为主的地区和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其实都非常快。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经济活动的GDP是两个概念。九十年代之前中国的很多经济活动是不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不算在GDP里面，比如说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大块以前都是有的，但是它不用货币来表达，所以不算在GDP里面。九十年代之后，所谓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其实就把这些都算成钱了，都进入GDP的统计里面，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货币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货币化是从九十年代末朱镕基那个时候改革的，这是中国GDP当时大幅增长的另一个大的因素。
郭君说，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共产党窃国以后才实施国有化，把一个原本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中国经济，变成了非市场化、非货币化。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所做的只是一种回归，还算不上是一种进步。这种改革的路径，在1989年之前，其实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由赵紫阳已经提出规划了，这个也不能算在六四镇压的成就上面。所以我认为中共说六四镇压保证经济发展，完全是胡说八道，刻意误导。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在《菁英论坛》表示，1989年6月4号那场镇压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了一个变化，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速度上，而是体现在财富的分配和发展机会的分配上，以及这个发展会带来腐败还是带来一个全民共享的发展？过去四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四十年，实际上从共产党七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开始，中国经济在1989年前一直是持续高速发展， 1989年后面的发展和前面的发展速度上实际上差不多，都是每年在百分之十左右。那1989年到底发生什么呢？1989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发展是从最穷的群体的改善开始，先从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是二等公民的改善开始，接着是城乡的那一批人，第一批万元户都是个体户，没有工作的那个群体。
到1989年的那个时候，实际上财富到了一定程度，这时候人民就希望有一个政治参与的权利。其实赵紫阳先生在先后主持政府工作和党的工作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经济改革的这种持续发展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这时候他才把政治改革提到日程上，但邓小平给他设了限制，说十三大上不能搞三权分立，不能搞西方这一套，但是赵紫阳先生搞了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其实八九年在我看来就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发展取得信心之后，希望共产党把政治权力也分享出来，这样由人民一起来讨论国家发展。
王军涛说，我相信如果1989年没有六四镇压，八九年之前的这种对话协商模式延续下去，不仅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一个高速发展，而且人民可以公平的分享发展果实和机会。那么社会还能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大家可以就畅所欲言。但是八九年的这场镇压改变了什么呢？经济速度可能还是和原来一样，但是变成了高压维稳下的发展，变成少数权贵垄断了发展的果实和机会，而多数的大众承担了经济发展的代价，而且整个社会是非常腐败，这就是八九年镇压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六四镇压后面这三十年就是一种变态和急性发展，而且为未来的政治动乱和发展的倒退埋下了隐患。
政客利益驱动启动转型 专制灭亡有必然性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我们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亚洲的这些威权体制往往都是因为内部的镇压，导致政权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台湾的美丽岛事件，韩国的光州事件，还有菲律宾发生的刺杀阿基诺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当事国家的政权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当然，中共的六四镇压变成了一个反例，但是六四事件始终是中共背负的一个债务，一座大山，背在背上的一个负资产。
石山说，我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跟国内一个小粉红打赌说，你说中国言论是自由的，那我给你张照片，你敢贴上去，我就承认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把天安门坦克的照片发给这个小粉红，他也搞不清楚这照片的含义，这有什么不敢放，就啪的登上去了。结果他整个账户瞬间就被冻结掉了。
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共产党的统治原本就是一种极端专制治理的模式，它到了中国后又加入了古代专制的那种心态，基本上断绝了真实的政治协商这种机制出现的可能性。六四事件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说在中共统治下一旦出现了官民纠纷，一旦大家看法不同了、有分歧了，中共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暴力，不但北京这么做，而且这个暴力的决定权在过去这些年是逐级在下降，现在一个县政府就可以决定对民众采用暴力镇压。我们过去这些年看到各种经济纠纷，比如说拆迁赔偿等等，如果老百姓不满地方当局的做法，它们就是直接的施展暴力，由警察、特警出动来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协商的机制可言。中共认为这种方法很有效，而且成为它们所谓的制度性优势，认为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大的制度性的原因。因此在六四后，我们是看不到中共暴政会发生改变的任何可能性。
王军涛在《菁英论坛》表示，我在研究世界各国转型中发现，其实转型里论并不要求人民有什么道德的高尚追求，而是说在一个权力斗争中，一个当权者觉得这样做最符合他的利益，他就做了。比如说戈尔巴乔夫准备解散苏共，就是因为819政变，如果再让苏共存在，就会有这种政变，他就会丢掉性命，而他把苏共解散之后，叶利钦不会要他的命。还有很多现实的例子，比如二把手认为，如果我做了改革，人民可能就会选我做领导人，那我就把一把手给干掉。还有像埃及、印尼那些军队领袖当站在人民这边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喜欢人民、不喜欢提拔他的穆巴拉克、苏哈托，而是说如果他支持穆巴拉克、苏哈托的话，他就要陪葬。这些军人认为，至少在道德上，在将来的历史上，还不如我现在就站在人民这边，人民可能由于我这个举动，将来我还成了伟大领袖呢。
王军涛说，政治人物是最讲究现实的权衡，当人们很常识、很理性的追求自己的利益，符合良知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其实人们就会自然而言的选择民主制度。专制将来一定会失败，就像胡平先生说的，他们可以赢一千次，但是只要他们输一次，他们就输了。我们可以失败一千次，但只要我们赢一次，我们就彻底胜利了。
王军涛表示，我觉得共产党会垮台，这是因为共产党这个制度不合理，而到那天来临时，那些推翻共产党的人，它的掘墓人，可能就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些“野心家”，他们会不惜把这个党毁掉，然后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政治转型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很高尚，只要少数人高举火炬，在众人醉憨的时候，那个举着光的人高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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