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此前，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严重危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引发清王朝统治危机。
1839年6月，林则徐奉命到广东虎门销烟。此事却引起英国强列反弹，乃至悍然出兵侵华，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共产党表面上也称鸦片有“亡国灭种”之害，但是，令许多中国人想不到的是，中共的产生、发展、壮大都与鸦片有重大关系。
早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中就有鸦片。1940年代初，中共靠鸦片度过生存危机。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共在东北种过鸦片。
这里，着重谈一谈中共在1940年代初依靠鸦片度过生存危机的情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为防止日军进攻苏联，竭力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军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接受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统一指挥。
从抗战初期到1941年初，蒋介石持续给中共发放军饷、枪支弹药、军需物质等，中共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略有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法币），1939年余8.4万元。1940年拨款加外援占财政收入的74. 7%。
但是，中共名义上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并不服从指挥，也不真心抗日，而是不忘颠覆中华民国之初心，一门心思要钱要物，扩充实力，甚至勾结侵华日军，不打日军打国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认定新四军是“叛军”，从1941年1月起，停止给中共发放军饷。
从1941年起，陕甘宁边区财政陷入极端困境，当年亏空 567. 2万余元。
毛泽东拍板利用鸦片救中共
1941年2月，毛泽东召见陕甘宁边区财政部长南汉宸，谈解决财政危机问题。
毛说，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想法子弄钱，二是散伙，三是饿死。大家肯定都不想散伙，不愿饿死，就只有走第一条路了。怎么弄钱呢？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经营土产（鸦片）了。
据《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讲，按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1942年12月小米1斗为陕甘宁边币125元，特货（鸦片）一两则1400元。以此换算，特货一两值小米11. 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按当时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计，仅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万人军队一年的口粮问题。
鸦片令中共起死回生
毛泽东拍板后，南汉宸立即着手实施一条不同以往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自种鸦片，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并迅见成效。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特别谈到特货（鸦片）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的重要贡献。
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支盈余10873万元，其中特货收入就占 40%，边区财政靠特货扭亏为盈。特货不但解决了1942年的财政收入，结余部分还支持了1943年春季的财政支出。
上述报告有一附表，谈及特货（鸦片）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1942年，特货收入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1943年，特货收入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1944年，特货收入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1945年，特货收入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每年买了多少“特货”呢？
据《财经史料》，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买了9260.5斤，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买了3.12万斤。1943年，买了3.6万斤；1944年的销量更多，约6万斤。
这些鸦片换来了陕甘宁边区衣、食、住、行、用等各种物质。
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困境立了大功，得到毛的特别赏识。有一次，毛的妻子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拍着她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毛夸奖南汉宸。
晋西北为鸦片主产地
据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讲：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1943年初，中共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的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领导。从1943年起，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晋绥边区支援。
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披露：特货在晋绥边区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地位。1943年起，“特货七、八年来成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之杠杆”，“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
晋绥边区数年来直接上缴中央部分，占财政总收入的50%–60%，甚至达80%。
南汉宸在1947年曾指出：“陕甘宁边区翻了身，还不是仅仅依靠本区的一般出口货，主要还是1943年由晋绥边区的帮助才翻了身”，“直到现在还是处在晋绥帮助的特殊情况中”。
南泥湾种鸦片
“花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郭兰英演唱的这首《南泥湾》，它以动人的旋律歌颂中共自称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曾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中国民众却很难想像得到，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花的香味。
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鸦片）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王震领导的359旅。359旅属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
炮兵团属于八路军总部，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张思德烧制鸦片被砸死
1944年，担任过毛泽东警卫的张思德，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砸死。
张思德死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他举办追悼会，毛亲自出席并讲话。毛称赞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这篇讲话后来被冠以《为人民服务》的标题，在中国大陆广传。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曾亲自到南泥湾考察过。他说：“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国民政府档案中的有关记载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广种鸦片，主要销往国民党统治区。这不能不引起国民政府有关官员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档案中摘录的部分记载的目录概要：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中共的鸦片生意祸国殃民
中华民国政府从成立的1912年起就开始禁绝鸦片。此后，接连不断发布法律法规禁绝鸦片，包括禁种、禁运、禁售、禁吸。
但是，在1940年代初，国难当头、国军将士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时，中共不仅大量种植鸦片，烧制鸦片，而且持续不断向国民党统治区运输、销售鸦片。
中共的鸦片生意，严重腐蚀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政军官员，败坏了国统区军民的抗日士气，祸乱了国统区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靠着这些鸦片，一方面，中共从国统区换来了大笔资金和物质，渡过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为中共在抗战胜利后颠覆中华民国储备物质。
结语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作家萧军应邀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南汉宸在报告中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
萧军写道：“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很难过”。透过中共的“鸦片经”，萧军体悟到：原来，“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鉴于上述史实，说没有鸦片烟就没有共产党，似不为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