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2月15日讯】2023年12月10日，中国艾滋病防治活动家、被称为中国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杰医生在纽约曼哈顿去世。高耀洁医生曾经走访过近千名中国艾滋病患者，对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做过充分的研究，据高医生本人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研究资料不被中共抢走，她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时不得不移居到美国。那么高耀洁医生对中国艾滋病的防治到底做了哪些贡献？中国的艾滋病到底有多严重？
防艾得罪中共官僚体系 高耀洁流亡美国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高耀洁医生对老百姓帮助很大，但是她得罪的人太多了，河南省政府和中共河南省委那班人她都得罪了，最重要的是，她得罪了中共，她暴露了中共的罪恶，对中共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河南省搞血浆经济，就是用人血来赚钱，那真是吃人血馒头的生意，主要是抽人血做各种生物制品出售。在抽血过程中，因设备使用问题，导致艾滋病大规模交叉感染。这个事情到90年代中全面爆发，高耀洁那时候已经退休了，但作为河南省的医疗专家，还曾经是省人大代表，她经常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结果发现了河南省农村艾滋病大爆发的问题。
因为当局不管，高耀洁就自费制作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小册子，印了超过一百万册，她还到问题严重的地区免费给农民医治，其实她也没有设备，也没有药物，那个时候艾滋病根本没有药，她就用一些廉价的中药缓解病人的病情。高医生因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情况，包括各种数据，由于官方不管，甚至对艾滋病采取否认的态度，而高耀洁向外界讲述真实情况，当然就成了中共最大的敌人了。高医生自费救助河南农民的事被国际社会知道后，大家都非常钦佩她，所以她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奖励，包括美国的几个奖，国际上还用“高耀洁”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
河南的“血浆经济”，是由省卫生厅推动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后来当了江泽民时期的政治局常委，卫生厅长刘全喜也没有被追责。河南省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因此很长时间矢口否认艾滋病的问题。直到2002年江泽民下台之后，官方才承认问题，但是只承认有几万人感染艾滋病，实际上达到100至150万人，高医生估计是102万人。李克强在河南当书记的时候，曾经见过高耀洁，后来吴仪当副总理的时候，也见过高耀洁，这两个人都表态支持高耀洁的工作。但高耀洁得罪的是中共整个官僚体系，而不是什么个人。
2007年高耀洁到美国领奖，其实她已经受到很大压力，那时候李克强已经离开河南了，高耀洁的儿子跪在她面前，求她不要来美国领奖，因为官方施加的压力太大了，但高耀洁还是坚持来了。当然，这之后官方对她的监控就越来越严密了。高医生在河南艾滋病疫区志愿工作了十多年，手上有很多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当时她准备出书，而这些数据和资料是中共当局最想要消除掉的东西。到了2009年，高医生带着她的资料和数据逃到了美国，在美国她总共写了七本有关河南艾滋病的书，其实就是她的研究报告。
权贵经济驱动血浆经济 患者一村一村灭绝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河南的血浆经济大概是90年代初开始的，因为当时中国还很穷，尤其是内地一些省份，河南是其中一个。河南官员到农村去宣传献血，要想达小康就要献血，反正就是各种宣传，还说你不献血，就是不爱国等等，和现在的宣传很类似。那时候献血是有偿的，一个月抽一次，你有50块钱，那时候在中国农村50块钱是很多的，所以很多人真的跑去献血。问题是他们把你的血抽进来以后，通过离心机，把其中一部分给收集走了，另外的一部分再打回你身体里去，但问题是他们每一次做这个动作都没有消毒，就变成了很多人的血都在那个离心机里面弄一次，然后再打进去，这样交叉感染就非常非常厉害了。我们知道的是艾滋病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什么丙肝、乙肝，还有很多很多其它的传染病的问题都同时爆发。
刘全喜当时是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他上台以后把一个专门做血浆制品的公司的人赶走，把他自己的亲戚换上去，然后在全省推这个东西，这完全就是一个权贵经济，而且是一个害人的权贵经济。等到这个事情爆发以后，政府傻眼了，稍微调查了一下，发现感染的人这么多，怎么救治？怎么去追究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任何抗艾滋病的药物，外国有，但是随便一些先进药物都是上万块钱，怎么可能给农民去用？所以官方一概采取否认的态度，没这回事儿。所以艾滋病就在民间自动扩散，因为你得了病，你没有资讯，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的扩散得非常厉害。有很多孩子也感染了，通过母亲和婴儿的血液直接感染，孩子生下来就有艾滋病。所以这完全是一场人祸。如果按高医生讲的，仅河南省就有100万人感染，问题是其它省没有高耀洁医生，只有河南出了一个高耀洁医生，她敢统计，她是专家，她还是人大代表，她经常去公安厅、公安局、武警这些地方做报告，当时大家对她很尊重，所以她敢说，但是别的省份谁敢说啊？全中国算下来得有多少人感染啊！
时政评论员、生化专家横河在《菁英论坛》表示，血浆经济影响的就是这些献血的人，他们当时是抽血的时候叫全血，全血里面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实际上是血浆制品，包括各种白蛋白、球蛋白之类的。为了加工方便，采血公司要把全血进行离心，把细胞的固体成分就是红细胞这类东西给离心下去，然后只拿走血浆。问题在于离心下去以后，要把这个血打回给献血的人，就是把这个固体成分打回给他，他很快的就会恢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为的污染，就是采血公司把同样血型人的血合并起来，并起来一起离心，离心完了以后再分别打回去。这样就比针头污染要严重很多，基本上就是给人体打病毒了。就是一个合并的血浆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有艾滋病，所有的人都被感染，它不是针头感染的问题，所以这种感染非常严重。
这些人大部分很少离开农村，在中国整个艾滋病的流行中，这些人可以说占了最大一部分，但是中共在统计病例的时候，不把这部分人算进去。所以中共对艾滋病的统计，它没有说一大块人群是由于输血造成的，或者是献血造成的。因此在统计数字上看不出来这些人在整个中国艾滋病流行当中占有多大的份量。中共公布说全国艾滋病患者有120万人，主要是通过西方比较流行的性传染或者是注射传染，还有一些是接受血浆制品的传染，而最大规模的感染人群，就是由于献血感染在整村整村灭绝的这种病例，是不统计在内的。所以我更倾向于高耀洁医生所提供的数据，就是实际感染人数上千万。因为血浆经济当时流行的时候，一个村一个村全灭绝，在河南一个省就有上百万病例，然后几个省加起来的话，那可能就上千万，至少有好几百万。
还有一个问题，中共公布的120万感染数据中，老年人居多，他们有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不符合常识，也就是说，在去掉了血浆经济受害者以后，现在新感染的病例当中，中共也在造假，因为他们想尽量减少年轻人感染的人数。大家知道中共的统计数字都是造假的，所以这里就有很大的问题，如果老年人的感染人数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就是年轻人新感染的病例要远远大于中共现在公布出来的数据。
中共信息垄断+患者隐私保护 防艾成社会难题
根据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在中国艾滋病是很难防的，防不胜防。大概十多年前大部分民间机构，就是人权机构在中国的NGO，他们都推动政府做一项立法，就是病人的个人信息是不能够泄露的，最开始他们是抵制就业歧视去推动这项立法的。比如说中国有很多公务员考试或者是教师考试或者别的考试，考试的时候你必须要先体检，体检以后你所有的身体健康情况，那个人事官员都拿去了，就是政府机构会拿去，然后你有乙肝的不行，有艾滋病不行，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们要求你身体健康，这就属于所谓的歧视问题。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的人权机构NGO就跟中国政府提这个问题，说你们必须要保密，个人资讯要保密，而且不能够采取歧视政策。当时在北京或者在外地有很多这种机构，他们到处去宣传，说艾滋病是怎么样才会传染的，不是说坐在一起大家说说话、一起吃饭就能传染的。所以在到了2000年以后，到了胡锦涛执政的时候，才有国家领导人在看望艾滋病患者的时候跟患者握手。那时候温家宝他们去握手，中国报纸就不得了了，说你看我们领导人现在多么的开放，跟艾滋病人亲切握手了，还有彭丽媛也握过手，彭丽媛很早就是联合国防治艾滋病的大使，所以她也跟别人见面握手，就是所有这些都推动了不要歧视艾滋病，以及推广防治艾滋病的基本常识。
石山说，现在的年轻人的道德观念已经跟过去不一样，随着网路时代这些现象已经演变的非常厉害，现在中国大学里面性行为是非常普遍，他也不会告诉你，说我是艾滋病的携带者，就是在中国，他们更不可能这样告诉你。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
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现代社会对付大规模的灾害，尤其是疾病和传染病这样的大型公共灾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信息公开化。因为即使是到了现代，应付灾害主要还是要依靠人们自救，就算是在美国这样的现代化国家，个人预防、个人自救、社会协作互助、社区自救，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自救需要的就是一些专业知识和协助，另外就是资讯的及时获得。
而在共产党的专制体制中，资讯被当成是垄断权力的重要一环，因此会被完全垄断起来，不允许自由流通。这是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特点，它们需要彻底垄断权力，所以需要彻底垄断资讯。中国的“血浆经济”造成的艾滋病泛滥，在1995年就有医生发现了，高耀洁不是第一个发现的，河南省最早发现艾滋病的医生名叫王淑平，她当时负责河南周口地区的血站检测，发现血库中有艾滋病病毒的感染问题。她向上级报告，同时也去北京和科学院专家合作。河南省因为无力解决问题，所以选择隐瞒掩盖问题，中共采用的办法很简单，解散了周口地区的血站，那王淑平就没有工作了。王淑平自己说，当时河南省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开会时指责她是要把卫生厅长和疾控中心的处长搞下去。很显然，中共官员担心的就是权力，这个政治体制的一切都和权力有关。其实除了高医生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卫生专家和志愿工作者去河南艾滋病疫区帮助病人，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打压得很厉害，包括北京的胡佳，最后被打压成了一个异议人士，胡佳最初就是因为关注艾滋病和政府对立起来的。在资讯被权力切断后，社会自救也就被切断，结果就是灾害变成了大灾难，在中共的历史中，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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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