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传祥,北京市一个掏大粪的普通清洁工,文革前中共树立的著名“劳模”。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跟他握手照过相。
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因为这张照片,厄运也降临到了时传祥的头上。
1966年12月。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给时传祥扣了顶帽子:“时传祥是个工贼!”陈伯达也一唱一和地说:“时传祥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张春桥、姚文元也在一起摇唇鼓舌地说:“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
霎时间,大帽子、黑棍子一古脑儿压过来。一夜之间,时传祥由“劳动模范”变成了“坏人”。
清华大学一伙“红卫兵”来揪时传祥,并欺骗说,要请时传祥去做报告。清洁队领导看气候不对,再三拒绝。他们见软的不行,就露出了凶相,说:“实话告诉你们,时传祥是工贼。江青已经点名了。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说着,几十个人一窝蜂窜进清洁队,到处乱搜。最后将时传祥强行推上汽车拉走了,一关就是十几天。回来时,时传祥脖子上已经挂上“工贼’、“粪霸’的大牌子,还勒令接受群众“专政”,随时听候批斗。
他们造谣说:“时传祥是坏头子,他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时传祥解放前穿长袍马褂,有两辆小汽车。”
这时,时传祥岳母还健在。“红卫兵”造谣说谎竟到如此地步。
时传祥每天被游来斗去,最多一天达到四、五场。
时传祥还是不屈服。
“造反派”见单批斗游街“镇”不住时传祥,竟对他下了毒手。有个家伙出主意说:
“不老实,就给他‘端正端正’态度,只要不打死,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以后,每当夜深人静,时传祥便被带到一个远离工人宿舍的暗室里,接受审讯拷问。他们用机器上的三角皮带缠上铁丝制成钢鞭,一鞭抽下去,时传祥身上就是一道血印。时传祥被折磨得失去了知觉。
幽暗的灯光下,时传祥从昏迷中渐渐醒来。他看看那几个已精疲力尽的审讯人员,辩解道:
“俺犯了什么错误?你们说给我,不能这样打人啊!”
“要你承认反党。”
时传祥说:“俺时传祥要是反党,当不了全国人大代表。”
“你是工贼!”
“俺不是工贼,俺什么时候也没背叛过工人阶级!”
“你和王光美跳过舞!”
“俺从来没有见过她。”
紧接着,是一阵雨点般的皮鞭抽打。
一次次酷刑拷问不算,“造反派”不准时传祥看病,定量减去一半,不准吃细粮,只准吃窝头咸菜。顶多给一碗二分钱的白莱汤。
时传祥夜里受“审讯”,天不亮就逼着起来,到各清洁分队去弯腰“请罪”,来回跑一道就是几十里。时传祥人瘦了,腰弯了,身上全是青一块、肿一块的伤痕,走路拄着棍子还东摇西晃的。
清洁队总支书记问过:“江青说时传祥是工贼,根据是什么?”
这位党总支书记立即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陪斗500多次;
一位老工人保护过时传祥,被拉出去陪斗了七次;
一位青年工人不同意批斗时传祥,被“造反派”打断了肋骨。
在“牛棚”里,时传祥脸色蜡黄、浮肿,一日日熬煎着。
1971年,已被摧残得身体极度虚弱的时传祥,被赶出北京,送回山东老家。
时传祥病势沉重,当地诊所又不敢给他看病。家属蒙受株连,小儿子不能参军,闺女没资格上学……。
1973年入夏以后,时传祥连下炕都十分困难。眼看病情一天天恶化,一家人求朋靠友,含着泪做了副棺材。时传祥看见了,说:“不用给我预备这个,我死了,一烧就行了。”
说到死,时传祥并不怕。可是,能这样死吗?冤还没伸,自己问题还没弄清楚,这口气难咽啊!
之后,时传祥虽然被接回北京,住进了医院,但病延误的时间太长了,住院一年零八个月后,于1975年5月19日含冤死去。
他没能看到给自己平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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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