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站到反共第一线 蔡元培给6大理由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1月07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从1927年4月12日起,一场从国民党内部清除共产党员的大潮,从上海蔓延到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在“清党”大潮中,有一个人站到了反共第一线,他就是一向享有清名与盛誉的大师级人物蔡元培

蔡元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背后的原因。

“世上再无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富商之家。他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7岁做了翰林院编修;后来又留学日本、德国,漫游欧洲各国,可谓学贯中西、德才兼备。

1912年1月,慧眼识珠的孙中山,邀请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袁世凯当政后,蔡元培不满其独裁,断然辞职。据《大学虽已遍天下,世上再无蔡元培》一文,袁世凯诚意挽留,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但蔡元培不为所动,回答道:“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死后,1917年1月,蔡元培受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之邀,出任北大校长。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晚饭后就坐车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师生那时被妓院称为“最佳主顾”。

所以,当时有好友劝蔡元培不要赴任,以免影响自己名声,但蔡元培却义无反顾。

就任北大校长后,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学宗旨,以“真才实学”作为聘用教授的标准,开“教授治校”之先河,坚持原则,敢作敢当,使北大在较短时间内一改风貌,不仅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而且成为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蔡元培历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毕生爱人才,爱国家,爱民族,为中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操劳一生,也清贫一生,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不仅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

他的儿子蔡怀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做北大校长时,月薪800大洋。这样的收入,当时在北京买一处好房是相当轻松的。但蔡元培不治家产,无论居官何处,都是租房居住。他的收入,除购买中外图书外,多用来捐助公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和学生。

谦谦君子 带头反共

就是这样一个个性忠厚、为人友善的谦谦君子,1927年成了带头反对中共的人。

蔡元培之所以这么做,还得从苏俄的图谋说起。

1920年代初,苏俄共产党为了自身利益,想出一个“妙计”,让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便借国民党之“壳”,发展壮大中共,最后由中共取而代之。

在操控成立中共的同时,苏俄联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希望与之合作。为此,苏俄不仅两次发布宣言,声称要废除沙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沙俄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益,并表示愿意出钱、出枪、出人帮助孙中山。但是,条件是孙中山同意中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孙中山同意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部分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出席。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端。

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按照苏俄的指示,在国民党内不断扩展影响力,组织过激的工农运动,引发许多国民党人不满。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监察委员。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他在上海多次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商议“清党”。

在3月28日的会议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蔡元培立即表示赞成,并建议将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在4月2日的会议上,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蔡元培随即向与会者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二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

与会者一致决议: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等发出三千多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国民党容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过激的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4月12日,“清党”运动正式从上海开始,之后在军队、各省乃至海外展开。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蔡元培反共六大理由

蔡元培如此反共,他反对的具体是什么呢?

第一,反对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据《四一二事变,被中共隐瞒了的真相》一文,1927年3月6日晚,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交谈时,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陈独秀说,尚需20年。吴稚晖一听,大吃一惊。这无异于说,中共将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

吴稚晖将陈独秀的话转述给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监察委员们听时,大家都不能接受。

第二,蔡元培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

1923年10月10日,蔡元培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

第三,蔡元培反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

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进入上海前,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已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并掌握了民间武装。赵世炎甚至开始策划攻击北伐军,试图让上海成为中国的彼得堡,重演俄国“十月革命”。

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鲍罗廷说,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付出 500万人的生命。我父亲认为中国是个很虚弱的国家,经受不起大吐大泻,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

第四,蔡元培反对中共制造的南京恐怖排外事件。

1926年3月23日上午8点左右,南京突然爆发大规模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

期间,北伐军中的一些人武装袭击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打死英、美、法、意等国六人,打伤数十人。英国领事被杀死,领事夫人和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奸污。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下午3点左右,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炮击南京,打死南京市民三十多人,伤数十人。

南京事件被认为是北伐军的中共官兵干的。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查抄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时,缴获一份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训令,证实了这一说法。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中国民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残杀。”

第五,蔡元培反对中共“打土豪分田地”。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在城乡领导了一系列激进的工农运动。其中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搞得最过火,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甚至提出“有土必豪,有绅必劣”的口号。当时,正参加北伐的一些国民革命军的家人,都被打倒,甚至杀害。

毛泽东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到,湖南农民运动从1926年1月至9月为秘密行动时期,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为公开行动时期,“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农会权力无上……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第六,蔡元培反对中共洗脑宣传。

在清党过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讲,称“国民党受共产党之催眠,共产党之煽惑”,“其煽动手段,无所不至,稍一不察,辄受其感”。

蔡元培与中共之间,没有个人恩怨,相反,他与一些中共领导人关系不错。

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共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时聘请的教授。就在“清党”开始时,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蔡元培带头募捐,帮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蔡元培也都出手相救,以至于他去世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没有个人恩怨,蔡元培带头反共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他反共的根本原因是:他信奉与传统价值、普世价值兼容的三民主义,中共却独尊反传统、反普世价值的马列主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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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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