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9月03日讯】今年1月，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林业局的刘局长，因为对中共体制的彻底失望，辞去了工作，来到了美国。作为一名中国地级市的官员，他为什么会对中共这种体制感到心寒而离开呢？在三年疫情后中国普通的一个地级市的经济民生情况到底是什么样？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管制在失控吗？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又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本期新唐人《菁英论坛》节目就以上问题采访了这位刘局长。
三年疫情后 中国百叶凋敝 民生艰难
刘局长：疫情管控后，情况比我们想像的更残酷，动不动就封风封门不让老百姓出门，凡是带一个红袖章的就可以在街上抓人，如果是哪个人出小区，就先打翻在地，然后报警，然后就把人抓起来，并且还把打人的视频放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转发，并且还拘留了多少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来中央不断的说要什么动态清零，要搞实名认证、健康码等一些身份信息，每一个人都登记电子账号，就这么管，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各行各业停摆了，街上的公交车也不跑了，你要是想做点生意或者是外出干点什么，那简直就是犯了很大的罪一样的，那就会被通报或者是被处罚被拘留。
不在中国生活这些年，是没办法想像的，是管控了三年，而不是三个月。这些年轻人都是在这以前在政府的刺激下，都是有车贷的，有房贷的，这个车贷房贷原本以为可以靠打工有收入，或者做生意有收入来偿还，结果谁都没想到管控三年，所以大家不做生意都没收入了，不上班了没收入，还房贷还车贷的钱都没有了，还面临着小孩的各种各样的学费、培训费，老人生病也需要钱，所以这样三年以来没收入只有开支，你说这有多难。如果不是那么殷实厚实的家庭，怎么受得了？所以当时出现了很多年轻人自杀，年轻夫妇离婚吵架，自杀里边有跳楼的，有跳湖的，这种情况很多，只是没有报导而已。那么当时失业率是多少，除了公务员、医生、警察在上班之外，其他的人都应该是失业了，封城的时候失业率应该是90%，不封城的地方大概是70%～80%的失业率。
这种情况是很惨的，你们去想一想，就是三年没收入，而这些房贷车贷是逼着人还的，有的人是做生意的，他是租的门面的，租的门面是要交房租的，你又不能做生意，又没有收入，房租费你还要出，自己还请的员工还要发工资，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放开，它没有告诉你，我要管上三年，你这个员工一放假散开了后，又没有人给你做事了，所以说你的员工也还要养着。通过三年这么折腾，企业倒闭的已经是很多很多了，我没去统计过，官方这方面的报表我也不太信。但是总感觉到大家都没事做了，已经在外面打工的只是在回来而没有出门的，包括农民工，工地上面的人都是在回家，管控了就赶快回来，放开了也赶快回家，都在家里呆着。包括大学毕业生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基层匪式治理 无理可讲 对百姓残酷镇压
刘局长：现在基层政府跟老百姓之间是水火不容，一种敌我关系，老百姓提起政府官员、共产党政府官，都是咬牙切齿的那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没一个是好的。这个矛盾的由来已经很多年很久了，因为现在基层处理人民群众与党组织与干部的关系，采取的官面说法就是压实基层治理的责任，就是把老百姓造反的责任给压到最底层，给压到乡镇和村组一级。以前老百姓还有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法，就是可以选村主任，这村主任是我们选来的，你要为我办事，那我的事办不下来，下次我就不选你了。但是后来这个也改了，说村主任由村支部书记一个人兼，就是没有村主任选举这种法律了，也就是说党指派这个支部书记，这个人当支部书记，那么支部书记同时是村主任。那么支部书记是不需要全村选的，只需要到党员里面去选一下就可以了，那也是走过场，就是乡镇党委已经指定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你们几个党员就投票选举他，既然是支部书记了，那一定就是村主任。
那村主任现在的搞法是什么呢？采取的就是匪式治理，就是说这个村子的书记兼村主任一定要在这个村里面有镇压村民的能力，要么就是以前的流氓打手村霸，村霸不是说他一定是吸毒或者一定是纹身的，不是那样的，是说他在这个村里面，他是有这个匪气的，大家都怕他；第二个他在这个地方是有家族势力的，比如说他姓陈，这个村里面百分之八九十，或者接近一半的人都姓陈，其他的人是杂姓。那么这个人就肯定会被乡镇党委物色成为村支部书记，当然他自己也愿意，村支部书记是很大的一个肥差。所以这样的人被选上来当村支部书记，他面对老百姓时那是很凶残的，比如说你老百姓不听话，或者是受了委屈去上访，那他可以搞得你在这个地方做不起人，做不下去的。
我讲一个事例，因为当时我也经常的下乡，在那个地方的口碑还是比较好，有一个农民和我熟，给我讲了一件事情。这个农民是把浙江的一个亲戚引到村里来种西瓜种草莓，种西瓜种草莓还是比较赚钱，比在乡里种什么稻谷、大白菜要赚钱多一点，这个附价值要高一些，然后这个亲戚看上一块地，想承包下来建大棚，然后种西瓜种草莓。但是有一个前提，他（亲戚）就跟村里人说了，这个地方下暴雨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洪涝灾害，不能被水渍，因为这个西瓜被水一渍就立马死的，就没用了。当时村里就跟他说，包括乡镇也跟他说，这个地方绝对不会被淹了，这个地方会修一个电排站，还给他一些修电排站这方面资金的可行性项目书报告，他就信了政府。既然这里修个电排站那就肯定不会淹了，然后在这里投入了不少的钱就建了大棚种西瓜。岳阳的暴雨季一般都集中在6月份，那时候西瓜正是膨果的时候，但是又没熟，大概是四成熟五成熟的那个样子，然后一场大雨一来就淹掉了，那个地方根本就没建电排站。如果建了电排站，是绝对不会淹的，这个人后来就损失惨重，就去找村里要说法，村里根本就不给他说法，他当时也还是比较急的讨说法，就说要去镇里，要去市里去讨说法。后来，他也搞清楚了，这个地方确实是要建一个电排站，资金也下来了，但是他没有真凭实据。
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确实资金下来了，要建电排站，但是这个资金下来以后，就被私分了，被贪污了，就进了他们（基层政府）的小金库，因为你争一个电排站的资金来，在上面你需要行贿的，你需要让水利厅的厅长把这个钱划下来，你需要行贿的。而且这个资金引下来的时候，不是真正的就去惠民的，因为这个机构的运转，它需要经费挪用，没有这个增资引项的资金来，政府是没有办法活的，你知道吗？因为基层政府人员庞大，严重超编，还有那么多的公务员吃空饷，还有那么多庞大的政治运行成本，那是制度运行成本，你没有项目资金的支持，就是运行不下去。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果是，他就去镇里上访，然后村支部书记就指挥别人就断了他家的水电，然后在他的鱼塘里面投了毒，把他一塘鱼就毒死了。在镇里接他回来的人还说，你上什么访哦，你去看看家门口，自己的家里出了什么事你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他。这个农民回来一看，家里水电被破坏，一鱼塘鱼被毒死，你也不知道是谁弄的，谁搞的。然后就报警，警察来后，被支部书记一说之后，一解释之后，就知道了，那个意思说，你不要听他的，不要给他破案，这样人要打击，村支部书记跟镇里派出所的民警都熟，他也可以打个电话要镇里的领导跟派出所的人打招呼，就是什么上头通知，要严厉打击那种情况，派出所的干警也不理他了，最好就没什么说法。
你说像这样的怒火压在他心中，他能不咬牙切齿吗？矛盾化解方式就是这样的。因为上面的说法就是，这种矛盾由你村里解决，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反正要压实你基层治理的责任。上面比如说市一级在这广播里面说的好，文件上面说的好，要怎么解决农民的问题，县里可以也发个文件说，就哄农民说，怎么样关心农民生活，但是一旦从乡镇再到村一级，就是赤裸裸的去面对了，再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说为你们好，那没有了，已经短兵相接了，这个时候矛盾就是直接冲突了。所以他们就只得让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处理矛盾，他们知道不能讲理，他们知道理亏，讲不了理的，他们只能不讲理，要么怎么办呢？赔又赔不起，这个问题又解决不了，那就只能打压，把它熄灭掉。
习近平反腐权力更集中 基层更腐败
刘局长：习近平上台之后，搞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腐风潮，但是现在基层的腐败是有恃无恐的腐败，越来越腐败了，前仆后继的腐败。以前的腐败可能是分散一点，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包工头，想拿一个工程，我只需要去行贿能够管这个项目工程的负责人，比如说副县长、副局长或者建设局长可能就行，我钱能送得进去，那现在你根本就拿不到，因为他这个权力高度垄断，垄断在这个有权力的少数人身上，比如说书记、县长，局长他也不敢公开收你的钱了，你现在想拿这个工程，你必须要跟县委书记有铁关系的人才能引荐，你才能拿到这个工程。而且书记、县长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亲戚打着自己的名义在外面去搞工程，这种腐败比以前更隐蔽，更集中。
中央的反腐形同虚设，不解决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反腐就是选择性反腐，只要你立场坚定，跟着上级组织混，把这个形成窝案，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你自然就是安全的。他们认为中央反腐的，哪怕是反了那么多大官，都是为了排除异己，都是在路线方针当中站错队的人才被反腐，那么我作为下级领导，现在我只要不站错队，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贪点，但是都心照不宣的环境下，就是安全的。所以说一旦查起来，就查不动。
权力高度集中 中国社会崩溃正在发生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中共以前有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成功的标志就是消除了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域差别，但现在的情况是这种差别其实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原因就是这个社会权力它其实已经高度垄断了，我说的这个权力垄断了，它不只是行政权力，还包括财产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都包括在里面。
当权力被高度垄断以后，这个垄断权力的阶层一定用这个权力进行各种利益的行动，就像刘局长说的那个，电排站的钱他们就分了，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以权自肥。从个人利益来讲，就是贪污受贿，从利益集团来讲，就是说各种经济的垄断、家族的垄断。所以中国的富裕地区，一定是拥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地区，跟这个是重合的，就说北京是中国超级富翁最多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偶然的，因为权力最大的在北京，其它省份也是省会一定是最有钱的。其实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他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所以中国的贫富悬殊就有所下降，到了最近十多年来，中共是不断的收权，表面上就是社会控制不断的加强，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地区的差别这只是其中之一，这种差别到了一定程度了，那整个社会的运作其实就会失效了，中国社会其实正在一个崩溃和解体的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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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