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全中国都在热热闹闹迎“九大”，满城是如火如荼的游行队伍，人们扎搭着巨大的红旗葵花领袖像彩车，敲着喧天锣鼓，放开喉咙大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那年严建设13岁，一身臭汗挤在人堆里着急，恨不得立马长大，向毛主席献忠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去解放台湾和美国，救出世界上那些水深火热的人。美国人太可怜了，一年四季都要饭吃，还得挨鞭子。
那天夜里，圆大的月亮昏昏昧昧悬挂在西隅。半夜时分，我随游行队伍逛累了，也饿了，回到太平巷的家。回家以后，兴奋得睡不着，现成从父亲枕下抽出一本白皮《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来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上边一段语录使我刻骨铭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严建设回忆说，“我一夜心潮澎湃，人五人六地朗读了一夜，天一亮，撒丫子飞跑到巷子拐弯处，用粉笔写下六个大字：‘老子要打天下。’写完也就忘了，或者去荒郊野外拾废铁卖了，也可能和女生一起挖野菜去了。——那阵子似乎停课了。”
过了一年，巷里来了一帮工宣队，其中一个跺脚大叫：“这是一条反标！妈的这儿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太平巷里不太平！”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分局来了一伙穿蓝警服的，支起老式照相机，乱拍一阵走了。严建设吓得要命，做梦也没想到，老牌革命导师的思想居然能成反标。后来的他，真像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巷中游荡。
秋季复课后，严建设进了西安市20中，还当了军训干部，脖子上吊着铜哨子，经常胸脯挺的高高的喊队。后来他把反标一事给一个铁哥们说了，几天后，居委会开会，说有人举报他写反标。他被弄到派出所，指导员亲自出马，审了一晚。严建设既瞌睡，又害怕，捱到天明，感到赖不过去，不如缴枪投降，坦白交代，于是写了一份检查，按了十几个红指印，心惊肉跳的回家了。
从此，同学们都叫严建设“老现”——老现行反革命。军训干部不用说是当不成了，班主任自己为了入党，经常组织同学批判他。他自己也愧疚得要死，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思报答13年来的党恩，打什么天下？他于是拚命干活，那阵子成年累月学工学农学军，搞政治大批判，开会宣传反修防修，拔麦茬烧战备砖，挖防空洞，野营训练。由于他写检查太多，语文很出色，还写得一笔好字，在学校办了4年零7个月的黑板报。
“那时开我的批判会，先是突然有个粗大嗓子的女生领唱语录歌，所唱大多是：‘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然后有同学跑到讲台上，把粉笔折断，横着写下‘要斗私批修’。这时那位6门功课不及格的班干部严厉地说：‘大家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翻到23面。’那段语录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那一节。大家朗读完语录，班干部厉声叫我站起来。我站起身，娴熟地从腰里摸出一叠检查，用沉痛腔调宣读，之后几个同学低着头揭发批判我。” 严建设回忆道。
当时，严建设有个强烈感觉，凡批判他的同学不久就会入团。当初出卖他的那位，是他学生时代最要好的朋友，后来光荣的当上团支部书记。他感到自己像被一头阴险的野兽冷不防粗暴的一口咬死，尸体还被同类残酷的蚕食，自己的痛苦成为他们政治生命的营养。那段时间，严建设变得暴躁而自卑，同学们用戒备的眼神盯着他，经常谩骂、殴打他，没人跟他玩。
下乡前，严建设噙着泪水回首往事，极为伤感，最大的遗憾是积极了4年竟没入团，也没打过篮球。篮球是一个集体体育活动，全班同学几乎全和他不自觉的划清了界线。“我与谁打球呢？我常做恶梦，梦见凶兽，饿狼或老虎，奇怪的是，这些猛兽偏偏追咬我，任怎么躲都不行，一直把我咬醒，吓得我一身冷汗。”他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