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8月05日讯】【编者按】这是一个大善与大恶共存的时代，善与恶的价值观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针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选择从善、发声制止，还是漠视、与魔鬼为伍，是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该文记述了一个让人心痛、让人思考，最终让人获得勇气站起来的中国人的故事……
29年前，一场命运的操弄，把一个天真无邪、活泼阳光的青年卷入一场惊涛骇浪之中。从此，这位拥有优越生活环境、仕途坦荡的年轻人，背负沉重的良心包袱，在负罪的阴影中隐姓埋名地生活。29年过去，当年的那位阳光青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板荡？
2015年2月一个最寒冷的日子，我执行一项事先并不知情的采访任务，在多伦多一栋随处可见的公寓楼里见到了这位受访人，那时，他以匿名方式公开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8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相遇，他终于鼓足勇气，公开现身，完整地披露了至今还在继续的惊天罪恶……
他的名字叫郑治，下面是他的自述：（文内有活摘细节过于血腥，慎入）
第一部分 进入沈阳陆军总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有一栋六层楼高的商住两用大楼，一楼是商铺，二楼以上是住宅。那是一个繁华的街区，当地有名的东昇诊所就在这栋大楼的一楼，诊所的主人就是我父亲，大家都称他郑医生。
我父亲在当地颇有名气，退休前是153医院职业病科主任，是医院技术权威人物，他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还被收入中国首部“寻医问药台历”。全院上、下员工见到他都毕恭毕敬。
我父亲退休前就开了东昇诊所，我家有祖传中医，擅长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如结肠炎、哮喘等。那时，诊所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门前常常停满市政府和军区的车，当地市政府官员和军区官员常常带着司机、助手来诊所看病。
我家就住在诊所的二楼，我父亲是典型的东北汉子，热情、豪爽、好客，社交广泛，来往的朋友很多，来人就摆一桌，要么在家里摆，要么到对面的饭店。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当地市政府、沈阳军区好几位高级别的领导都是我家常客，与我父亲交情很好，那时侯家里特别热闹。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和两个姐姐都很宠爱我。别看我现在这么内向，我以前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唱歌，朋友也多，经常和朋友出去吃饭、唱卡拉OK。那时，我在大连陆军学校读医科，周末时常有军区的小车接送我，大门站岗的士兵都认识我。有时候和同学翻墙出去吃饭，回来时，站岗的士兵一看是我，就放我进去了。
在当地，我家算是有一定地位的，我家要办什么事，基本上只要一个电话就搞定。
1994年我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当时放假在家，等待找实习单位，没事我会去诊所帮忙。
有一天，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军官老福来到诊所，他一见我就说：“嗯，小治，你怎么在家？”
我父亲告诉他：“他正在找实习单位，能不能帮他找一个？”
“行、行、行。”老福连说三遍。
沈阳军区有好几家军队医院，都属于军区后勤部管辖。老福给我选了一家最好的医院——沈阳陆军总院。几天以后，他直接把我送到沈阳陆军总院，当天就办好住宿手续。原来他提前就办好一切手续了。这要是别人，连审批都需要几天。
沈阳陆军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就坐落在沈阳市，是东三省的顶级医院。能进这家医院工作、实习，都是有来头的，这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从不互相打听对方的背景。
我是军区后勤部的军官直接送进来的，在这里更感受到十足的优越感。那时，实习的科室都由我挑选，我选择了普外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这些都是医院的热门科室，也是医院最挣钱的科室。
在医院里，并不是每个实习生都有机会上台做手术，因为带教医生要担当风险。但是我到每个科室都有很多机会上手术台，大家都知道我有背景，医生也希望跟有背景的学生接近。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特权社会，这在沈阳陆军总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地方，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在陆军总院，光有钱，没关系还不行。
医院的病人都是那些军区指战员或当地政府官员。那时，无论在哪个科室实习，经常有军官请吃饭、送礼，还有红包。那时候的礼物都是些杯子、丝巾、烟酒之类。我作为实习生，查房的时候，病人会私下给我一两百块钱红包。其他医生拿的更多，但到底多少不知道。当时我家条件比较好，我通常不要红包。
那个时侯，地方打架斗殴的事情很多，但从医院走出去的人都比较威风，没人敢欺负。很多在这家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能多多联系。后来我也结交了一些当地各行业的朋友。那时候，我家有什么事，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办好。
这家医院有器官移植，那是全国都有名的，很牛的。我记得在心外科实习时，当时深圳有一个富豪，他特意坐飞机到沈阳陆军总院换心脏。不过，那时还没听说过“活摘”这个名词，这个富豪等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匹配的器官。还有沈阳军区一个高级军官要换肾，等了3年都没有等到，都是靠透析维持生命。
那时，医院有很多人在排队，换器官是很难的。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器官很难匹配。
第二部分 参与活摘器官
秘密军事任务
后来我转到泌尿外科实习。有一天医院突然接到沈阳军区的电话，说是一个军事命令，要求医务人员马上上车，去执行一项秘密军事任务。
当时大概是下午时间，大家刚吃过午饭。科主任开始点名，医生、护士共6人，2名女性，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3名男军医，我也被点名。
没被点名的医生、护士被要求离开；点到名的人员则被要求留下来。然后科主任命令：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必须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亲人、朋友；任何人不得碰通讯工具。
电话机就摆在桌子上，当时，我很想跟家里打个电话。但这是秘密军事行动，谁也不能说。
然后，我们6个医生、护士马上集合，上了一辆被改装过的面包车。
我发现，医院出动了2辆同样的面包车，我们上了其中的一辆。我不知道另一辆的情况。在面包车的前面还有一辆军车，军车的门没关，里面是拿着枪的士兵。
当时，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车子马上启动，军车在前面开路，出了陆军总院，就上了高速公路。开路的军车打着警灯，呜呜地叫，高速路上所有的车都让道，车子飞速前行……
一路上，大家一脸严肃，谁也不说一句话。车内四周已用淡蓝色布帘完全封闭，一路上也不让看外面。透过布帘的缝隙，我看到前面副驾驶座上坐着带枪的士兵。
过了一会儿，车开到靠近一栋建筑物的地方停下来，大家下车。我发现，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山，建筑物的周围有穿军装的士兵站岗。有一个军官走过来接待我们，那位军官说，这是离大连很近的一个军队监狱。
活摘肾脏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住在当地军队招待所，那位接待的军官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那位军官对我们的负责人说，明天取的器官健康、鲜活；还说，是一位不到18岁的青年，他的父母曾花费一万块钱把他送到军队。
晚上回房间休息，我发现我们的房间外面有士兵站岗。
第二天早晨，我和一个护士随2名军人到监狱里去采血。器官移植需要对血型，怕搞混。
取血回来之后，大家全都上车，车子很快启动，开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下，大家都安静待在车上，谁也不说话。
透过虚掩的门缝，我看到，车子周围全是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所有军人都是脸朝外，背朝内。
我和大家在车上等着，不许有任何动静，气氛非常严肃。我发现，面包车后面的门没有锁死，是虚掩的。
过了不久，突然有人敲车门，随后门被推开，有4个体格强壮的军人押着一个人过来，上车之后，把那人平放在黑色塑料袋上面。车上早就铺好了一个特制的黑色塑料袋，大概2米多长，很宽。
我一看，这是一个年轻的男生，他的两只脚被牢牢地捆住，那是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纤维的、很细的绳，绳已经陷到肉里。他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他的脖子上也绕了一根绳，跟后面绑着双手的绳连着。只要踩着他背后这根绳子，人就起不来，人一动，就勒住脖子，人没法起来，挣扎不了。
这时，对面的医生告诉我：踩住他，不让他动。我按住了他的腿。我发现，他……的体温是热的，他……的喉部、正在流着鲜红色的血，整个喉部被血流模糊，看不清伤口的形状……
记者：郑治1个字、2字艰难地讲着，几乎讲不全一个完整的句子，他双手十指紧紧地抓住胸前的桌子边沿，身子横向移来移去，站起来，又坐下，然后半弯腰，半站半坐；他的脸型扭曲，双眼睁得老大，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着窗外，极度惊恐又无助，嘴里反复说着：“太恐惧了，太恐怖了……”
访谈进行不下去，我们被一种极度恐怖的气氛包围，时间仿佛静止下来。过了好一阵，郑治才开始断断续续讲下去：
这时，行动开始，在护士的协助下，所有医护人员迅速穿好手术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只留2只眼睛。我是助手，负责剪动脉、静脉、输尿管。
护士长很快用剪刀剪开他的衣服，然后在他的整个腹部到胸部，用消毒液大面积消毒3遍。
这时，其中一个医生拿着手术刀，从他的剑突下（胸骨下）作切口，一直划到脐部，做一个大切口，他的整个腹腔被打开。瞬间，血啊、肠子啊一下子涌出来……
另一个医生迅速把肠子推到对面，很快就取下一侧肾脏；对面的医生迅速地取下另一侧的肾……
随着手术的动作，我看到那个躺着的、可怜的人，他的腿在抽搐，他的喉部在动，但是已经发不出来声音……
“快，剪动脉、静脉！”医生对我说，我拿着剪刀，对着血管剪下去，哗，血一下就喷涌而出，我的身上、手上喷的全是血……
这血还在流动，证明人是活的。这太可怕了……
医生的动作非常熟练、速度非常快。很快，两个肾脏都取出来了，肾脏已经在医生手里了。医生用生理盐水冲洗肾脏血管，以防止血管粘连；另一个护士拿着一个恒温盒，2个肾脏冲洗完后放在恒温盒里。
活取眼球
此时，对面的医生让我取眼球。
当时我坐着，我向那人的脸部看去……天啊，他正睁着一对十分恐怖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眼神，看着我，正看着我……
恐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怖。他正看着我，他的眼皮还在动，他是活的……
此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太恐怖了！我吓坏了，我全身僵直、发抖，虚弱无力，我已经不会动了。
难道是他？我想起头一天晚上在招待所时，那位军官在饭桌上对我们负责人说：不到18岁，是个非常健康的活体。
太可怕了，我对那位医生说，“我做不了。”
这时，对面的那位医生，马上用左手手掌把他的头狠狠地摁在地板上，2个手指把住他的上眼皮，右手拿止血钳一剜，整个眼球就出来了……
我呆在那里，我在发抖，全身是汗，已经虚脱了……
等待活体器官
这时，一个医生敲了一下隔板，副驾驶位上的军人开始用对讲机呼叫。很快，后面车门进来4个军人，用一个2米多长的黑色塑料袋把那个人整个套住。此时他已经不会动了，军人把他拖到车门外停着的、一辆带蓬的军用卡车上，开走了……
“把他送到哪去？” 我问。
“很快处理掉了。”一个医生回答。
“砰”地一声，车门快速关上，启动。护士迅速把所有的手术服、手术帽、橡胶手套收拾好，放在一起，等待回去销毁。军车晃着警灯，鸣着笛，在前面开道，面包车以特快速度往回开……
回到沈阳陆军总院，有2个手术室的灯正亮着，那是正在手术启用的标志。我们很快把器官送到手术室。此时，手术台旁边已经站着另一批手术医生，他们早已准备好。
当时，我全身软弱无力，已经不能再做任何事。科主任还想让我上手术台，锻炼锻炼，但看到我的情形，就让我在一边休息。我在旁边坐着，隔着几米的距离，我能看到那些医生正在做器官移植手术……
精神几近崩溃
手术结束后，大家一起到一个高档饭店吃饭，所有人都一言不发，闷头喝酒、吃肉……
我木然地坐着，活摘器官现场的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不断地浮现在眼前，我全身细胞都处在恐惧之中。看着眼前的大鱼大肉，我只想呕吐，什么也吃不下。
我向主任请假，要求回家休息，主任同意了。我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回家了。
我开始发高烧，我妈妈问起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实情，只是简单地说参加了一个手术。我妈妈以为只是普通的外科手术，并没有当回事。我不敢跟家里任何人说起，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眼前显现的都是那个恐怖的场景：那个用淡蓝色布帘封闭的面包车内，所有人都穿戴着白色手术衣、白橡胶手套、白帽子、白口罩，只有2个眼睛露外面……护士举着强光灯往下照射着……底下躺着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们的同类，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正被活体摘取器官……他的那双眼睛，那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的、恐惧的眼神，就那么恐怖地看着我……看着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快要疯掉，整个人要崩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多年的心灵挣扎，那种恐怖的记忆仍然无法抹掉……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体验那种痛苦。多少年来，我不想去触及，有意回避它。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我就无法自持……
一方面，我的内心极度不安，亲眼见到鲜活的生命遭受虐杀，我承受不起再刺激，我不想再提起；另一方面，我担心被中共追杀，被灭口……无形的精神压力，使我痛苦不堪……
从那以后，我不想与任何人接触，不想接触社会，我变得非常孤独。
记者：2015年那次访谈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半，历时7个半小时。过程中，郑治时不时地泪眼模糊，但全程没有哭出声过。
在离开之后的几个小时里，郑治每隔5分钟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担心我的安全，担心我被特务追杀，反复叮嘱我：“不能报，不能跟任何人说起。”我感受到他的善良和体贴，也被他的恐惧深深地带入，仿佛我变成了他，也成了活摘器官的参与者，我惶惶不安，什么也做不了。
5天后，我终于决定完成手稿，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郑治最终也同意发表，用化名乔治。为了避开坏人寻找到蛛丝马迹，我们开车在多伦多市转悠，找了好些地方，终于找到一个空旷地。那是一个冰雪覆盖的草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我拍下了他的背影。
文章见报前夕，他要求我帮助他离开加拿大，他担心被特务追杀。就在我把一切安排就绪时，他突然告诉我，护照过期，需要一个月才能办理好。
8年后的今天，郑治又坐在我的面前，尽管眼神仍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平静、坦荡。他告诉我这8年的生活经历，也爆出了更多的黑幕……
（未完待续）
（新唐人特约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