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北京市纪委监委网站6月25日的消息，去年11月被查的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张贵林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与以往诸多落马官员公布的罪名有一个明显不同的是，张贵林被指控排在首位的罪名是“政治意识薄弱，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然后才是收受贿赂等罪名。
张贵林究竟私藏、阅览了哪些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根据大纪元披露的来自北京官二代杨祝（化名）的消息，这些书刊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创办的出版社出版的若干涉及中共高层内幕的敏感书籍，以及经常发表揭露、抨击中共文章的《新纪元》周刊。张贵林被发现，是因为“有人举报”。
是否中共高官中只有张贵林一人在阅读有所谓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显然不是。杨祝表示这样的中共官员太多了，“我们自己家里都有的是。北京这边我知道几个做地下图书的，包括《新纪元》周刊、《大纪元时报》他们都能弄过来，拆封弄过来，都有专门渠道去弄。”他还说过去中共党内对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是自己在家看，不让人发现，这种事在人们生活里头非常普通，但现在管得特别严。
其实，以前中共内部高官看的内参，里边本身就包含敏感内容。笔者十几年前曾看到过朋友传来的几份内参，具体属于什么级别和由谁制作的，已经忘记了，但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内参选编的众多文章都是来自被中共当局封锁的海外媒体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大多都是评论文章，内容涉及中共高层腐败、九评共产党、法轮功问题等，而这些话题基本在大陆是被公开禁止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翻墙”的民众愈来愈多，中共的内参内容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中共高层如今每日获得的是经过删选后的国际国内形势简报和相关部门提交的分析，而各级官员为了了解高层内幕和动态，为了给自己找后路，或选择上网“翻墙”，或阅读禁书禁刊。
在当下中共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下，张贵林阅读禁书成为首个罪名并被公示，除了再次说明中共各级机关都将维护政治安全放在了首位外，更是在向中共官员发出警告信号：阅读禁书就是不忠诚的表现，就会面临着某种惩处。
这种不断在各个方面严加管控民众、管控官员的做法，印证了中南海最高层内心深深的不安和对如何维持政权不倒忧心忡忡，印证了中共几十年来通过宣传、教育等对中国人的洗脑并未完全成功。
只是中共这种做法效用几何呢？先看看昔日发生在东德类似的情况。众所周知，所有共产党国家都相信，“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关于东德如何通过宣传钳制东德人的思想，美国人彼特沃克在其撰写的《弯曲的脊梁》一书中，进行了很好的阐释。
在东德的宣传中，首要的基点是“党总是正确的”，这个党除了东德共产党外，还包括苏共。共产领导人在宣传中的形象始终是正面的，从不会提及他们的错误，因为有党的领导，所以东德领导人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为了加强人们对党的崇拜、信仰，东德共产党还通过各种宣传、制定官方政治节日、举行各种仪式、教育、抨击西方“腐朽”、控制文艺创作、查封禁书等，对民众进行各种洗脑。这与今天中共的作法何其相似。
东德共产党的宣传和钳制的效用多大？东德垮台后，德国人撰写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书为我们寻找到了部分答案。根据书中披露，令东德共产政权没有想到的是，查禁图书虽然可以隔绝人们对某些真相的认知，维护体制的安全；但实质上，它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那就是大批秘密读者的产生。这些读者中除了市民、工人、教徒、危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官员和一般公务人员，覆盖面很广。他们阅读的书籍从政治、历史，到科学、生活类，各式各样，而他们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破审查制度，从图书走私、行窃到地下印刷、复制与传播，五花八门，极具创意。
书中描述的从西德运往东德的方法主要包括：把书藏到火车的厕所里，办法是用钥匙或简易螺丝刀把厕所的镶板墙揭掉，等过了边境再行取出。也有人过境时，关掉厕所水箱的进水口，用塑料膜把书包好藏进水箱，过境后再取出来。还有人将报刊藏进背包里或贴身上口袋里，也有人藏进裤腿里或者自行车轮胎里，有一个胖妇人还把报纸直接绑在肚皮上……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东德海关人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东德，秘密读书者的大量存在让国安部非常不安，他们对由此形成的一些圈子进行了调查和监控、惩罚，理由是他们“教唆反国家”和“组建反国家团体”。不过，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危险，但东德人阅读、携带、收藏禁书从未停止过。一些政治性读物成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在未来的政治实践中拥有巨大能量的推手。
秘密读者的存在也间接证明，东德的政治宣传在不少东德人身上并不起作用。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秘密阅读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德人的大逃亡，也没有数据显示其在东德的覆亡上发挥了多大的影响，但当东德共产党政权垮台时，没有多少东德人表示留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如今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大批中国人“润”出中国大陆，大批中国人“翻墙”阅读真实信息，还有无法知晓数目的阅读禁书的中国人的存在，都在昭示着中共政权不得人心，正在步入倒计时，类似东德垮台的那一幕说不定哪一天就在中国大陆上演。因此，可以说，中共公开警告看禁书的官员的效用极其有限。
对此，习近平也应该心知肚明，因为他也曾经是禁书的阅读者。2014年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以及在随后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都曾谈到自己年轻时读过的一些名著。除了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外，他还读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德国歌德的《浮士德》等。
从时间上推断，习近平阅读上述经典名著的时间大多处于文革时期，而这些小说绝大多数被中共定为“禁书”，如当时托尔斯泰大部分译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内容可以公开传播。因此，在中共以及很多受中共毒害的中国人来看，那个时候谁看这些禁书，谁就是“思想有问题”。有不少人因偷阅禁书，轻者不能被中共接纳为成员，重者遭到批判，还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但黑暗中总是有人渴望光明，那些激发人们人性、向往美好的书籍，成为了习近平口中的“地下借阅”、“秘密传播”。习近平所处的时代所谓的“禁书”如今基本可以正常出版，这焉知不是在告诉我们：当现在的黑暗岁月走过，那些被中共列为禁书的书籍，将堂而皇之登堂入室，所谓的“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的罪名也注定成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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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