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6月22日讯】在美中激烈的地缘政治搏杀中，华尔街大佬们忙碌地大搞“穿梭外交”，试图左右逢源。在中共陷入困境时，华尔街多次在华府为其充当说客，不料如今得到的是在中国市场的惨败。
5月31日，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在上海举行的为期3天的摩根大通全球中国峰会上称：“我们不要试图脱钩。”
这句话是中共当局乐于听到的。中共极力反对美国和欧洲跟自己脱钩，即使美欧最近在G7峰会上换了一个柔性的说法——“去风险”，中共仍然反应激烈。
中共官媒新华社声称“去风险只是变相的脱钩”，“从本质上讲，去风险与脱钩几乎没有区别”，并指责美国一直在“加紧对中（共）国的围攻”。
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在接受《新政治家》采访时声称：“如果‘去风险’意味着将中国排挤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特别是在关键领域或涉及关键技术，我们坚决反对。”
因此，戴蒙的话深得中共欢心。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与戴蒙握手，告诉他上海希望摩根大通继续促进国际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的投资。
科尔分析公司创始人兼《政治风险杂志》出版商科尔（Anders Corr）6月11日告诉大纪元，美国公司的行政总裁通过向中共政权暗示他们想听到的东西，比如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并且可以成为它们值得信赖的盟友”，以降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风险。
然而，在回到美国之后没几天，戴蒙6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称赞白宫官员“正在谈论正确的事情”。他说，国务卿布林肯等人正在关注国家安全、稀土和半导体等切身利益，同时努力解决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去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演讲中勾勒了跟中共竞争的几大战略，包括加大对高科技投资、加强跟盟友合作，包括印太经济框架、AUKUS（澳洲、英国、美国）军事合作计划以及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
科尔表示，戴蒙在美国做出另一番表态，可能是为了降低他在美国的政治风险，“因为他与中共的接触如此密切”。科尔说，前川普（特朗普）政府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曾经批评华尔街银行在美国和中共政权之间的“穿梭外交”，“而这正是戴蒙正在做的事情”。
除了摩根大通之外，高盛集团、汇丰银行和花旗集团等金融公司的高管最近几个月也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中共官员，以加强与中共政府的关系。
华尔街的穿梭外交
2018年2月，就在川普总统向中共发起贸易战、让中共如坐针毡之际，中共副总理刘鹤赴华盛顿讲和，并向一群华尔街大佬求助。
刘鹤对聚集在白宫附近一家酒店中的华尔街高管们称：“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这些人包括贝莱德行政总裁拉里‧芬克、时任高盛集团二把手大卫‧所罗门以及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戴蒙当时担任美中商业圆桌会议游说小组主席。
刘鹤还给他们画了一张大饼——中共政府将为美国金融公司提供在中国扩张的新机会。
当年11月，纳瓦罗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时痛斥了华尔街大佬们的行为：“想一想现在由一群自封的华尔街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在美国和中（共）国之间进行的穿梭外交。作为中共政府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全球主义亿万富翁正在阿根廷20国集团会议之前向白宫全力施压。”
科尔表示，华尔街大佬们“自然希望避免可能损害其公司利润前景的军事和经济冲突，包括在中国（的冲突）。通过游说华盛顿跟中国之间‘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后者会让中共政权付出更大的成本——中共可能愿意向银行提供一项甜心交易，以增加它们的利润和授予行政总裁奖金”。
华尔街大佬们为了利益，不止一次帮助中共。
华尔街大佬多次帮助中共
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中共大型银行为堆积如山的坏帐而苦苦挣扎时，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要求美国投资银行家包括高盛集团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帮助理顺这个烂摊子。
在2018年2月的会议之后，刘鹤向芬克和贝莱德请求帮助，以重塑中国养老金体系。刘鹤声称，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可能会让中国养老金在未来几年出现大规模短缺。随后，芬克表态称，贝莱德可以在此问题上帮助中共当局。
贝莱德对中共几乎言听计从，包括2017年当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和石油天然气巨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议修改章程，要求其董事会就重大决策征求中共党委的意见时，贝莱德基金投了支持票。贝莱德甚至肉麻地吹捧说：“党委在治理中发挥了作用……使治理更加清晰透明。”然而，批评者指出，章程变更将减少股东的影响力，并巩固共产党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
不过，华尔街大佬们对中共的曲意逢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中的滚滚财富。
华尔街投行在中国前景渺茫
在华尔街游说川普政府跟中共签署贸易战停战协议之后，中共扔给华尔街一颗甜枣——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自己的独资公司。根据中美贸易协议，中共当局于2020年4月1日取消了共同基金和证券行业的外资持股上限。
然而，在中国金融开放3年多之后，华尔街巨头们越来越明白，他们从价值60万亿美元的中国市场中获得暴利的梦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实现。
今年5月，摩根士丹利计划进行又一轮裁员，将导致7%的亚太分部投资银行家失业。自去年9月以来，至少有100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投资银行工作岗位流失。仅高盛一家就解雇了其在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员工，也就是六十多人。
就在一年半之前，华尔街巨头们还在幻想着与中国大型银行同场角逐，并且雄心勃勃地招聘人才来推动扩张。但是现在，许多公司发现，在向合资伙伴学习多年之后，中共的国有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地位根深蒂固，外国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根据Dealogic的数据，今年和去年在中国大陆承销IPO的前10名中没有外资银行。而在2018年，前10名中尚有一半是外资银行，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截至今年6月16日，包括香港投资者在内的海外投资者在上海和深圳拥有约3,640亿美元的股票。据Wind的数据，这不到整个市场的3%。
七家在中国经营的华尔街和欧洲投资银行当中，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高盛和汇丰银行报告其中国子公司在2022年出现亏损，摩根士丹利的利润下降。摩根大通和瑞银是仅有的利润增长的银行。
去年中国140家投资银行的总收入为3,950亿元人民币（约合560亿美元），这七家欧美投资银行合计仅占0.1%。
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邓恩（Lucia Dunn）6月11日告诉大纪元：“我认为中共会切断越来越多的企业，直到西方公司最终醒来，看清墙上的笔迹。”
邓恩说：“在我自己的行业——高等教育领域，多年来中共一直通过提供慷慨的报酬来引诱西方学者到那里任教。然后当他们（中共）认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能从西方学者那里得到的一切时，就把他们（西方学者）中的许多人踢出去。我认为其它行业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最终，许多西方公司会自愿离开，因为中共施加的条件将意味着他们（中国市场）无法再提供足够的利润。我觉得中共会把他们（西方公司）压榨到极限。”
除了市场表现不佳之外，外国投行还在中国面临监管问题。例如，中共苛刻的数据规则使得它们在中国的子公司很难与国内总部分享很多重要信息，包括它们的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和它们的客户是谁等基本信息。
这些外国投资银行还收到中共监管机构的要求，要求控制高管薪酬并推迟发放奖金，以符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所谓“共同富裕”目标。
邓恩表示，美欧企业赴中国进行重大投资是短视的行为。“我觉得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认为中共永远不会以不违反西方公平标准的方式对待它们。中共没有为公平和平衡的商业行为提供合法的框架。我认为，随着中共面临自身的内部挑战，这种情况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糟。”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叶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