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我们和中国都能从尽可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如果我们试图与中（共）国脱钩，那将是灾难性的。去风险是肯定的；脱钩，绝对不可以。”
在回答“让中国人民陷入贫困符合美国的国家或经济安全利益吗？”这一问题时，耶伦明确说“不”。她的观点是美国应聚焦中（共）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不是损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或发展经济的能力。耶伦说：“与中国的良性竞争，就像美国国内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导致更快的创新、更快的技术进步一样，每个人都受益于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因此，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互动。”
耶伦的上述表述应代表了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言论与此相呼应。4月20日，戴琪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华盛顿没有谋求将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美国针对北京的贸易制裁是具有“特定针对性的”。拜登政府的所有成员一直都非常明确，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想法。鉴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及重要性，解除与中国的关系而维持世界经济运转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可行的”。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更激烈的政策建议。例如，5月17日晚间，在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的“公平竞争：如何抗衡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咄咄逼人的行为”听证会上，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表示，中共当局数十年来都在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美国政府应该在经济上与中国战略性脱钩。
总体来讲，拜登两年半的执政，其对华经济策略是以相对温和的，步步为营的方式，坚决推进与中共的“有选择的脱钩”。本文将其概括为如下三大经济政策。
第一，维持高关税，并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手段
2018年和2019年，川普政府依据“301条款”，分三轮，对总计高达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或25%的关税（若干商品获得关税排除）。这对中、美、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后，延续对华高关税，但与中共进行贸易谈判；不过，谈判非常艰难，美国的善意努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并且，从长期来看，中共对美国的贸易挑战，远超今天的俄罗斯（俄乌战争）危机。
“301调查”有效期四年，2022年后陆续到期进入审查程序。另一方面，美国通货膨胀处于近40年高位，一些声音要求拜登政府通过下调对华关税，降低通胀压力。是否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在美国社会和拜登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辩论。虽然一度传出取消的可能方案（取消约1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开启新的关税排除程序；同时对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关键中国产业展开新一轮关税调查），但最终拜登政府决定维持对华加征关税。
这个决策，用戴琪的话说，就是“对华关税是一个重要筹码，一个贸易代表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的”。这是一种宏观思维。华盛顿在把关税问题置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采取关税之外的更为完善的整体性措施，着眼于长期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共的竞争，其中包括联手美国的盟国一道对抗中共的“非市场化做法”。
第二，通过“再工业化”、“友岸外包”、“印太经济框架”等等，大力推动全球供应链重组
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一大核心是推动供应链重塑。上台伊始，拜登就签署总统令推进供应链安全审查，成立供应链中断特别工作组（SCDTF）等等。供应链重塑，拜登政府的着眼点，一是振兴美国制造业，二是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三是击败中共的经济争霸。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了“再工业化”。但拜登政府对于振兴美国制造业，更加注重政策投入。例如，2021年11月15日，拜登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将一项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议案签署成法，他称该法案是“蓝领版的重建美国蓝图”。又如，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这在严重分裂的华盛顿，显示出两党罕见的共识。
同时，拜登政府积极开展“产业外交”，大力推动针对中共的全球供应链重组。概括而言，拜登政府正在从全球（如供应链联盟、矿产联盟）、区域（如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双边（如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等重点节点国家）三个层次，推动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立体网络，来遏制中共。
甚至，2021年10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参加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拜登召开了“全球供应链弹性峰会”（Global Summit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拜登和与会的其他14国领导人以及欧盟领导人一致同意，就近期供应链中断问题促成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
更具体的进展，则是5月27日，包括美、日在内的14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已“基本完成”一项使供应链更具弹性且更安全的协议谈判。这是IPEF（中共被排除在外）启动一年来的首个具体成果。
这里简略说下“友岸外包”。美国认为，无所限制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是全球化时代美国供应链体系中一个“巨大的失败”，使得美国的本土制造业大面积衰落，造就了中共的崛起，使美国对中国形成产业依赖，这对美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供应链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2年7月，耶伦在首尔的一个主要政策演讲中强调“友岸外包”——“与更多可以信赖的贸易伙伴加深关系，使我们的供应链多元化，目的是降低我们和这些伙伴的经济风险。”这既维护了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同时解决了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并确保获得重要的投入和产品——从药品到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电池。
“友岸外包”是个非常有冲击力的战略思想，影响未可限量。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呼吁西方国家应积极响应友岸外包这一个概念，减少与专制国家的贸易往来。
第三，在经济以及科技、教育等领域推行“选择性脱钩”
拜登政府上台之初，有评论认为，“科技战将是拜登政府的重心”，拜登政府可能采用“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对中共进行精准打击，同时，也可能会在关键领域选择与中共脱钩，也会联手盟友组建科技联盟。
的确，技术竞争在美国与中共的所有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技术又与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密不可分，因此，拜登政府的“选择性脱钩”，就涵括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
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公告，禁止来自中国的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与中共“军民融合战略”（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有关的中国高等院校相关的留学生、研究人员、访问学者进入美国。拜登政府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都是美国的F-1生源大国，数量上远远领先排名第二的印度。但是，2022年中国留学生获得61,894份F-1签证，而印度留学生则获得了115,115份，几乎相当于中国的两倍。这显示“教育脱钩”实实在在的推进。
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选择性脱钩”的方式，一是立法，二是频繁使用出口管制及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等政策性工具。前者最主要的，是历时2年多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出台，该立法提供为期5年总额2800亿美元的投资，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至少领先两代的地位，和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创新，以遏制中共（例如，接受联邦资金资助的“先进技术”公司10年不得在中国建厂）。
后者表现在中共企业、机构和个人，持续不断地被列入各种审查、禁运、制裁清单。例如：
2018年3月22日至2021年12月18日，共有611家中国公司（机构）被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BIS）列入实体清单。2022年以来，打击更加精准、严厉。最新一例，今年6月12日，拜登政府将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培训中共军事飞行员和从事其它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总共有31个中国实体此次被添加到名单中，其中一些是因为收购原产于美国的物品以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例如超高音速武器的开发。
同时，美国推动盟友、伙伴加强对华出口管制，在西方整体层面上与中共进行有限脱钩。例如，美国组建美日韩台“芯片四方联盟”（chip4），美、日、荷今年1月签署“神秘”芯片协议，配合美国去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的芯片禁令。
结语
拜登政府将中共视为“最严峻的挑战者”。但是，迄今，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包括经济政策在内，总的来说还是现实的、谨慎的、留有余地的，不希望滑向冲突和战争。美国在进行极端的“战略竞争”的同时，也希望与中共有效沟通，防止误判。当然，美国也是有底线的。如果中共一旦铤而走险，比如发动台海战争，那么美国对华政策就将根本性改变，可能比对发动侵乌战争的俄罗斯更严厉，那时，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也必将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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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