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将阎红彦是文革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自杀的省委书记。
据《岁月无痕“党有恨” 中共上将阎红彦自杀了》一文记述，1966年，中共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锣登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批判，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陷入深度迷茫。他感叹：“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对文革的困惑。声音传到了最高层。
10月9日开到28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等人召开了一个整邓小平黑材料的小会，阎红彦和昆明第一书记赵增益曾是二野三兵团老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揭发邓在淮海战役中动摇，被阎红彦和赵增益顶回，捅了马蜂窝。
很快，阎红彦被康生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指使北京“红三司”南下云南，揪斗阎红彦。11月，北京和昆明的街头都贴满了“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字报。各种大小批斗大会，阎红彦被轮番揪斗，有一次被连续批斗11小时。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党媒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云南当地的一百多个造反派组织掀起了批斗狂潮，勒令阎红彦必须到会接受揭发批判。1月4日，云南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保阎红彦一命，将阎红彦接到了军事秘密基地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被抄家，省委书记赵健民被昆明造反派武装批斗游街。1月7日清晨，造反派闯进云南省军区勒令立即交出阎红彦。下午8时左右，秦基伟秘书传字条给阎：“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此时才感到泰山压顶，同时，阎还得知，叶剑英对于他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最后压垮阎红彦的那根稻草，是他与陈伯达的电话通话。
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阎红彦接起了由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的陈伯达的电话。对方盛气凌人：“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气恨交加，指责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此时的阎红彦依然天真地认为造反派、陈伯达、江青代表不了“伟大”的毛泽东、党中央。愤懑与不解、屈辱与绝望，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阎红彦活下去的勇气。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在阎红彦身亡后一周内，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周恩来是这样定性阎红彦之死的：“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
在谈及陈伯达和阎的电话通话，周恩来如此评价：“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他们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安眠药几十片后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个态度，不但是压制群众，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中共给某人盖棺定论的时候，往往要铇人祖坟来佐证结论的正确性。为了把阎红彦叛党定性砸实，周恩来说：“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她不请教主席，她不读毛主席的书”，“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给鸦片烟吃？反高岗后，阎背上包袱，平时也只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绝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阎红彦主持了“平反”。
《岁月无痕“党有恨” 中共上将阎红彦自杀了》最后说：“中共不仅镇压反革命，也要镇压当初的革命者，这是党性的需要。打倒与平反，全在中共的转覆手之间，过程中时光、生命尽在流失，岁月无痕‘党有恨’，中共播种下的斗与仇，却在中国人的空间场中弥漫着。”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