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4月20日讯】每年的4月19日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旅美博士黄万青来说，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到今年的4月19日，距离他最后一次听到弟弟黄雄的声音，已经整整过去二十年了。
然而一直到现在，万青还在等待着弟弟的消息。
“如果知道他真的不在人世了，我倒有一种解脱感了，因为他再也不用过那种压抑、危险的生活了，我也不用再为他提心吊胆了。”万青说。但二十年来，弟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一直让他和父母生活在煎熬中。
一方面，家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弟弟这么多年没有音讯一定是被害了；另一方面，他们心中还在盼望着，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他们幻想着说不定有一天，那个乖巧、听话的、说话声音小得听不见的弟弟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二十年前最后一通电话
2003年4月19日，毕业于美国爱荷达大学获冶金博士学位的万青正在亚特兰大工作。他接到弟弟从中国打来的电话，黄雄告诉哥哥，他正在上海，因为发放了5000张法轮功真相光碟，正被公安张贴照片通缉，准备去云南躲一躲。
法轮功是李洪志大师传出的佛家修炼方法，从1992年公开之后就受到中国人的欢迎，7年之内修炼人达到上亿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
法轮功学员面临着造谣诽谤和巨大的压力，又无处伸冤，他们自发采取了上访、写信、发传单、发光盘、放录音等多种方式，试图向中国政府、人民解释法轮功的真相。
黄雄就是法轮功修炼者中的一员。他在1999年迫害刚开始时就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后被家乡江西吉安的公安抓捕，被劳教1年多。出来后共产党又逼他写思想汇报、放弃法轮功，所以他被迫离开家乡，各地流浪，去过四川、广州等地。
黄雄每到一处就自制真相光盘发放。每次发到5000张左右的时候，公安的追捕就非常严厉了。这时候他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再到下一地。这次他是被上海公安通缉，准备去云南躲避风头。
“哥，你别担心我，我一到云南就给你打电话。”黄雄说。这是他对哥哥说的最后一句话。
放下电话，万青心中还是有些担心。他在之前的通话中知道，弟弟本来已经离开了上海，这次又折返回来是为了取电视插播的设备，弟弟准备找机会插入某个城市的有线电视网，播放法轮功真相光碟。
2003年的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达到了高峰。从全国各地的劳教所、监狱、拘留所中不断传出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消息。在迫害最初的两年中，因为法轮功的深得人心，镇压的效果一直不尽中共和江泽民的意。于是共产党在2001年新年时在天安门上演了一出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点燃中国人的仇恨。
从那以后，法轮功学员们都在尽力澄清天安门自焚的真相。
2002年3月5日，长春法轮功学员第一次使用了插播的方式，让天安门自焚真相等影片在全市的有线电视网中播放了近50分钟。从那以后，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想使用这个方式来大面积讲真相。黄雄跟哥哥说过，他也想这么做。
对此万青更加担忧。长春插播后江泽民下达“杀无赦”的死令，在长春抓了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弟弟这次行动的风险可想而知。此前，弟弟把自己的很多东西，包括身份证和一套西服都寄给了哥哥，就是以防万一被中共抓到了，他将不报姓名，以免再被遣返家乡拘押。
“他为插播做了很多准备。”万青回忆说，“他就是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走的。”
在4月19日的通话之后，万青一直等着弟弟的信儿，却再也没有消息传来。他联系家人，找律师去上海、江西、云南的公安局四处打听，都一无所获。
万青推测，弟弟最有可能是又被中共绑架抓捕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失踪。他了解弟弟的为人，他是个非常老实、不惹事的孩子。他们小时候父母离异，兄弟俩相依为命，在奶奶家一起长大。弟弟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声音也特别小，小到别人都听不清，大人们总让他放大声音重复一遍。
二十年间的寻找
弟弟修炼法轮功还是万青介绍的。1996年1月，万青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书中从科学的角度讲了“元神不灭”等道理，为他揭开了很多人生的谜团。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佛在传法”。
“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和佛同处一世的弟子都是千古留名的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是这样。”万青当时对自己说，更神奇的是，一炼功他的失眠症就不治而愈了。
暑假的时候，万青就回家乡把法轮功的消息告诉了弟弟。一向听哥哥话的弟弟二话没说就跟着修炼了，而且非常积极地投入。那年黄雄18岁。
“我弟弟从小就是好孩子。”万青说，“有一次在菜市场买菜，他非要我奶奶回去退钱，因为他觉得奶奶把价格砍得太厉害，让卖菜的人吃亏了。”
黄雄在电话中没有告诉哥哥他准备在哪个城市进行电视插播。不过万青后来得知，这一次领插播设备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中共抓了。
2004年，万青委托上海郭国汀律师去找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打听黄雄的下落。国保处的一个胡姓处长以各种借口推托郭律师，郭律师后来也遭到迫害，不得不离开中国。胡处长曾经告诉一位记者：“黄雄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但不能说。”
2005年的一天，万青的家人去公安局办事，无意中发现，弟弟黄雄的户籍被公安局注销了。家人忙问是怎么回事，警察先是支支吾吾，最后说“搞错了”，不了了之。
这件事情让万青感觉，十有八九弟弟是被害了、已经不在人世。在中共如虎狼一样对待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大陆，一个像黄雄那样天天忙于讲述法轮功真相的修炼人会遭遇什么呢？万青想到弟弟之前经历的种种迫害，那是好几年的被抓、被关、被打、被流离失所的煎熬着的日日夜夜。如果公安局把弟弟的户口注销了，大概率的事件是弟弟被迫害致死了。
那年，黄万青找到乔治亚州的国会议员约翰‧林德（John Linder）和参议员泽尔‧米勒（Zell Miller），请求帮助，他们写信给江西省省长和中共外交部，要求提供黄雄的下落。但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
2006年3月，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传了出来。两位化名的中国记者和护士向全世界、全人类曝光了一个惊天的罪恶：中共一直在大规模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万青的心再一次提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人间蒸发了的弟弟。他想，就算弟弟被警察打死了，中共是不是也会找个理由，比如心脏病或者什么急病发作突然猝死而通知家属呢？是什么情况下让一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凭空消失了呢？
后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证实人们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把这个罪行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再后来，两位大卫和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经过10年的独立调查，发布了《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至10万例，2000年至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上的广告称，器官移植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2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心也在其网站上宣传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找到相匹配的供体。
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人员对中国大陆医护人员的暗访中，有人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的器官供体是来自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
种种证据都让万青有理由怀疑，他的弟弟黄雄被抓后，足够年轻力壮的他极有可能成了中共赚钱的器官供体。
2018年9月，万青听说中国大陆的大连鸿峰生物科技公司要在澳洲悉尼举办“真人尸体展”。他从美国坐飞机飞到悉尼，要求主办方提供尸体的来源，并鉴定展览的人体标本DNA。他想知道，那些人体中是不是会有他弟弟的遗骸，但没人理会他的要求。
2020年6月，英国伦敦一个法庭、“独立人民法庭”作出判决：“中共反人类罪成立”。判决承认中共大规模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已存在多年，并仍在进行；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
如今，随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害，随着新疆维吾尔案、胡鑫宇等离奇案件的出现，那些原来说法轮功学员造谣的中国人也开始相信活摘器官的存在了。
每当看到这些新闻，万青就会想起他那个儿时常被他背在背上玩耍的、安静的、乖巧的弟弟。他弟弟失踪的时候才25岁，还没有享受到一点人生的幸福，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弟弟，你到底在哪里？”
万青说，他要继续寻找他弟弟的下落，一直要找到中共垮台、一切真相都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一直要找到关于弟弟的真相。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