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4月06日讯】4月5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周三(4月5日)发表独家调查，揭示中共与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互联网控制和审查方面合作，分享监控异见人士的手段和策略。
调查指出，多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法律和技术来扼杀互联网言论自由。其中许多措施在实践中都失败了，包括在2018年试图禁止“电报”(Telegram)失败，而VPN和Tor等其它工具也大多逃过了俄罗斯审查。
但到2019年，俄罗斯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主权互联网”法，该法律允许莫斯科通过国家控制的基础设施来发送网络数据并创建国家域名系统来加强对该国互联网的控制。
调查称，尽管俄罗斯的许多措施与中共国内的措施相差甚远，但它们的技术不断进步，限制性也逐渐增强，而且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一进程加速了。
“金盾工程”
调查称，中俄第一次闭门会议于2017年7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当时扎罗夫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会见了任贤良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扎罗夫询问中共如何“审批和控制”大众媒体、在线媒体和“个人博主”的机制，以及中共监管消息应用程序、加密服务和VPN的经验。他还请求任贤良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到中国学习研究的互联网审查和监视系统，即所谓“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公安信息化工程, 是一个互联网审查和监视系统，俗称的中国“防火墙”。
中方要求俄方提供更多细节，说明俄罗斯封锁的信息类型，以及俄罗斯如何监控在线讨论和处理个人数据，任贤良还询问了俄罗斯利用互联网在国内外“树立正面形象”的具体方法。
根据调查，俄通信监管局在那次会议后汇编了讨论摘要，并将其提供给俄罗斯主要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FSB)。在这份摘要中，扎罗夫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呼吁加快与中国（中共）的共同努力，以进一步强化信息封锁。
俄罗斯调查记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告诉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这一要求凸显了俄罗斯试图在社交媒体时代效仿中共对其人民施加的控制。索尔达托夫是《红网》(Red Web)一书的共同作者，这部书讲述了俄罗斯近年来控制互联网的做法。
他说：“2017年是决定俄罗斯互联网走向何方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俄罗斯试图弄清楚如何建立更复杂的系统——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存在了，看起来俄罗斯方面从中国（中共）方面学到了一些操作方法。”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马安洲(Andrew Small)对自由欧洲/自由电台说：“中俄这些高层交流了很长时间，他们彼此想了解对方在某一个领域在做什么，看看自己的缺失，想要相互取长补短。互联网审查一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这关系到国内的政治稳定以及双方有关境外势力干涉的共同观点。”
屏蔽“违禁内容”
2017年之后，中共和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合作。
2019年，俄罗斯出台了《主权互联网法》，要求互联网公司将员工留在俄罗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随时被逮捕，从而使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和推特(Twitter)等外国科技公司就范。
201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和普京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信息和互联网前沿和中心治理方面开展合作。
一个月后，扎罗夫和俄通信监管局的一个团队在莫斯科会见了由庄荣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庄荣文于2018年被任命为中国网信办负责人。
调查显示，当时，俄罗斯代表询问中共如何打击翻墙（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俄罗斯还表示，想了解中共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和屏蔽“违禁内容”。泄露的文件没有显示当时中共代表团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但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202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俄通信监管局已开始使用人工智能网络在网上追踪那些侮辱普京或呼吁抗议的俄罗斯人。
俄通信监管局与中共网信办在2019年10月签署了一项打击“违禁信息”传播的合作协议。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共网信办以这个协议为理由，要求屏蔽俄罗斯境内的一些信息。
这些要求在三封单独的信件中列出，包含文章和网站链接。其中，中共官员要求审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关于中国“厕所革命”的中文报导，一篇讨论习近平背部受伤的博文，以及软件开发网站GitHub上的一些描述在中国国内绕过防火长城的方法的链接。
其它包括，要求在俄罗斯境内屏蔽《大纪元》(The Epoch Times)的主页，这是一家与在中国境内受迫害的法轮功精神运动有关联的报纸。
中共还要求俄罗斯屏蔽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站“接触”(VKontakte)上的一些个人资料的链接。这些个人用户中有人分享了一段维吾尔族情侣跳舞的视频，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和迫害，联合国称这些行为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一些西方国家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罪。
马安洲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说，“这是一种十分广泛的形象管理方法，有趣的是，北京认为他们可以向俄罗斯提出这些广泛的要求。这是中国（中共）内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外部化呈现，或许暗示了这种合作的方向。”
（责任编辑：李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