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何莲清10岁。
他回忆说，因为“停课闹革命”，孩子们无书可读，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一天，邵阳市大大街上有一张传单赫然入目：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列举了发生在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称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21种人及其家属定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以至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未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长满了蛆虫。传单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看到如此惨状，经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天晚上，何莲清父亲的一位朋友悄悄来她家，将孩子屏退后，告诉她父亲，他去道县出差，所见所闻正如传单所言，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他们邵阳这边来，如果外地有可靠的亲戚，还是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何莲清躲在窗外听壁脚，客人走后却不敢问父亲。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确如何莲清父亲的朋友所预言，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飘到邵阳。邵阳县决定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杀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家在外工作的子弟也要抓回一并屠杀。
何莲清家附近一位不到20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被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最后几位街坊收了尸，没钱买棺木，拿一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外出做工，侥幸躲过，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死去。与何莲清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来抓人的农民不认识她，故无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某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她本人则被农民抓住将腿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获悉后，派人将其抬送到医院。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老家几十位农民来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马上带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到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刘司机得以保住一条命。
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老家的农民无法进入单位找人，这些人因此得以保住性命。何莲清家的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刘司机事件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避难，直到半年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居住。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亲友。
由于被杀的人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一大麻烦，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中，每天都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每天河岸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下令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10元人民币作为打捞的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绝大部分每人每月工资36元，集体企业只有34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20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5元，所以这10元打捞费还是比较诱人的。
当时资江正当汛期，河面浊浪滔滔，一些农民站在河岸打捞，有的将船驶至河心打捞。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的捞尸费，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何莲清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打捞尸体，留下的恐怖印象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千奇百怪，有的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有的捆成四足攒蹄，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有的面部血肉模糊，难于辨认。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串起五个死者的两耳，两女三男，一个老年妇女，一个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个30多岁的妇女与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的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这两串尸体被捞上岸时，不少围观者为之落泪。何莲清看了之后一连几天做恶梦，吃不下饭，再也不敢去看捞尸。
何莲清说：“我曾听一位亲眼见证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邵阳县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全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黑杀队员是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如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呈圆锥状）烧红，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铁板烧’酷刑所致。不少女人死前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像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和猪等。到后来，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