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错》。1月12日。
最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全体大会，习近平亲自讲话，提到特别要防止“有背景的政治骗子”。那么谁是“政治骗子”，而且还“有背景”？这个会议的决议中第一个要求，就是对中央的命令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这个非常绝对的表述，在这种方向性的文件中，显得极为突兀。因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家，各地条件不同，情况千变万化，自古就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说法，就是说下面的官员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是可以有自己调整的空间的。但现在全都没有了，为什么？
在新年讲话中，习近平刚刚对全国发表了一段柔性讲话，说中国这么大，有不同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谋取共识，要团结等等。但在中纪委的讲话中，却明显是杀气腾腾，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政治脱不了人性，最关键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欲望，一个是恐惧。欲望和恐惧，按照道家的观点看，一个是阴，一个是阳。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恐惧是阴，而欲望就是阳，阴阳和而万物生。关键是平衡，中文字，大家叫做“度”。说远了，我们是谈中共治下的政治。但是按照这个阴阳的观点，简单来说，所有的政治和政策，都是对应施政者的欲望和恐惧。
我们来看中纪委那个决定，很明显，习近平有所恐惧，他害怕有政治骗子，害怕有背景的政治骗子。他害怕下面的官员不服，不执行他的命令，因此才有“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的这种要求。
但针对全国人民的新年贺词，他没那么害怕，没那么恐惧，所以就有了柔和和宽容的空间，说出“不同意见很正常”这样的讲话。简单总结，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并不怕中国的百姓，不怕一般人，或者换一句话说吧，他最忌讳的是党内的高级官员群体。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大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
李强，1978至1982年在宁波农学院（中专，前身是浙江省农业技术学校，后来并入浙江农业大学，成为宁波分校）农业机械系农业机械化专业学习。
丁薛祥，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
李希，1982年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
上述三人，算是文革后恢复大学教育后参加了高考的，获得了本科学历。其他人呢？
蔡奇，1975年获得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习。1978年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担任党工干部。
习近平，1975年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
赵乐际，北京大学1976级工农兵学员。
王沪宁，上海师范大学1972级工农兵学员，82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硕士生。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什么是工农兵大学生，我简单介绍一下。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大学停课，到了林彪事件之后，1972年大学才开始陆续复课。学生呢？就是靠基层组织推荐，军队推荐，工厂推荐，还有农村推荐。推荐进去的，就是工农兵大学生。这些人不用高考，基层认为你有知识有文化，政治可靠，推荐就行了。
本来这些被推荐的人还需要稍微考试，但1974年出了一个辽宁知识青年，不会做考题，交了白卷，但他在卷子后面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忙于农村生产和革命活动，没时间复习看书。结果中共文革派找他做典型，75年以后又不用考试了。
中共二十大四个文革工农兵大学生，习近平、赵乐际、蔡奇都是75年之后的工农兵大学生。王沪宁算是一个异数，他虽然是1972年的工农兵大学生，但1982年自己考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的硕士生，那也是很难的，所以算是镀了金了。
至于其他几位，后来在职时获得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基本都可以当笑话看了。
中国文革结束之后，恢复了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前几年竞争极为激烈。1977年高考大学录取率5%，1978年录取率6.5%，1979年5.9%。这个录取率，还是经过筛选的，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高中生其实没有资格参加高考的。所以这些学生入学之后，和原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同时在学校上学，天壤之别的差距就凸显了。
所以工农兵大学生，无论在学校中还是毕业后在工作环境中，都有些抬不起头的感觉，受到歧视。
对比一下以前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上海交大毕业，而且还去苏联留学，是海归。朱镕基是清华大学毕业。
胡锦涛是北大毕业，温家宝是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地质大学是北京大学分出来的，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学。
事实上，邓小平那一批老人，对中国五零后是不放心的。因为这是文革红卫兵的主力，而且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所以胡锦涛之后，原先安排的是团派人马，包括李克强、徐才厚、李源潮，甚至是薄熙来，都是文革后的正规大学生。但人算不如天算，习近平上任之后，很快拿稳了权力，开始重用这批文革派。现在七个常委中，除了丁薛祥，其他都是五零后，正是文革时的年青人。在中共元老的安排中，接班的原本没有这一代人。
了解这个背景，大概可以明白现在的中央为什么特别需要“两个确信”和“两个维护”，因为他们的自信有些先天缺陷。
中纪委年初的会议决定中，要求全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口气连说了十个“政治”，说白了就是听话，服从。
而衡量的标准，就是那个“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意思是中央的决定和命令，执行起来一点都不能变，不能变通。
再看中共高层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
李强即将取代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但他的资历却是有问题的。
李强在浙江当过永康市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时，李强任省委秘书长，之后当了浙江省长，然后是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这次进入常委，3月份将当国务院总理。
在他的资历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除了三年的浙江省长之外，其他都是当党委书记。在中共的体制内，党委书记虽然是地方一把手，但其工作范围和行政首长是不同的，行政首长主要掌管日常的政府运作，财务调配等等，属于执行层面，多是技术层面的工作。
第二，李强没有中央工作的经历，尤其没有国务院部委的工作经历。以前的历届总理，都是从部长到副总理，慢慢升上来的。国务院虽然从属于中共中央，但因为牵扯到内外、上下以及各地方的不同的利益群体，需要弥合配合协调的事务非常多且复杂。国务院内部各个部委更是团伙盘根错节，利益派别林立。李强一个外来户，就算他能力超强情商爆表，恐怕半年一年也难以搞定。
这次政府换届，将是中共历史上最完整的一次。除了李克强总理走人之外，其他四个副部长，一个不剩全部换掉，多个重要的部委负责人也都要换掉。习近平的另一位心腹，何立峰，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将承担大任，国务院李强说是总理，恐怕主要会是何立峰说了算。
何立峰虽然也是五零后，也是知青，但他却是文革后考入厦门大学的，而且专业是财经。最重要的，是2014年就进了国务院发改委，所以算是国务院的老人了。
何立峰大学毕业后在厦门工作多年，是习近平的手下。也算是之江新军中有份量的人物。未来的国务院中，他的份量很大，很多人事决定掌握在他那里。
习近平执政十年，大部分宏大计划都是烂尾工程，尤其是最后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经济大坏，各地政府叫苦连天。而且重要的是，北京推动的政策根本是自相矛盾，无法兼顾的。比如社会面清零政策，一票否决制，那里出了疫情就罢官，同时却让你稳住经济，最后还下令清零不能层层加码。所以到了后期，地方官怎么做都是错，管住病毒要严厉封城，于是经济就不行了，然后社会矛盾爆发，北京会指责你层层加码。怎么做都是错的。
面对这种情况，地方官员最佳作法是嘴上高喊口号，实际操作上留有余地，遇到新问题立即躺平。
因此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官僚体系的自主动力后，整个体制已经出现了很大松动，进而可能失去了体制的支持。这是他最恐惧的事情。未来两年，将是中共最难熬的时刻。各种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社会上干柴烈火，而体制内退缩犹疑，稍有不慎，就会是大爆炸。
人算不如天算，时也命也，也许中共真是到了最后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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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