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拍摄了一部风光音乐洗脑电影《刘三姐》，并在上映后因充满诗情画意的桂林漓江、优美的山歌等而风靡全国和东南亚地区。而此前，刘三姐的故事先后被编成山歌、彩调戏、桂剧等。
无疑，这又是一部中共成功通过精美的艺术包装来洗脑中国人的电影。抛开艺术形式，电影塑造了一个叫莫怀仁的贪婪、荒淫的“土皇帝”，欲强取刘三姐为妾。按照中共的宣传，刘三姐与乡亲们一道用壮族“结亲先要摆歌台”的特有风俗，以山歌与莫怀仁巧妙周旋，与地主斗智斗勇，终使其阴谋诡计一个个灰飞烟灭。影片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
影片在1961年上映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评论称其“反映了当前农村生活中的主流，是怎样一副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面貌”。《人民日报》还说，在刘三姐的家乡，人们以“歌圩”的方式打擂比武，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传播生产经验。
也因为其符合了中共洗脑的需要，在1963年中共举办的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该片获得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美工奖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后来，广西当地还借助刘三姐的名头，开办旅游项目，招揽游客。
然而，真相其实是中共篡改了民间长久流传的关于刘三姐的传说，并根据自身的需要将阶级斗争的内容安在刘三姐身上，从而达到不知不觉洗脑中国人的目的。
民间关于刘三姐的传说
根据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广东新兴有个女子名叫刘三妹，相传为最初造歌之人。她生在唐中宗年间，年方十二岁时，就精通经史，善长作歌，并以歌代言。方圆千里之内闻其歌名慕名而来唱和的人很多，但或者一日，或者二三日，都因不能唱和而败兴离去。
刘三妹精通音律，曾经往来于广东广西少数民族聚居的溪峒之间，彼时那里的少数民族繁多，但刘三妹每到一个地方，每逢一个少数民族，都能了解他们的语言。遇到某个民族的人，就依其声音作歌，并与之唱和。
一次，刘三妹与白鹤乡的一名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族、僮族等少数民族围而观之，男男女女围了数十百层。人们都认为二人是歌仙，两人连唱了七日七夜，歌声不绝，最后两人都在此化作石人。也有人说他们飞升了。
当地人于是在阳春锦石岩祭祀刘三妹。岩石上有刘三妹的遗迹。月末时常常会听到仙人的笙鹤之音。每逢丰收时节，则仿佛有人登岩顶而歌。
明末清初时，刘三妹被称作“歌仙”，凡是作歌之人，无论是哪个民族，作歌完成后，都要供奉一本给歌仙，求歌的人可以抄录，但不能带走。也因此，供奉给歌仙的歌本累积了数个箱子。可惜的是，经过明末兵乱，歌本已经荡然无存。
从屈大均的记述看，刘三姐最初被称为“刘三妹”，她是汉族民间传说人物，有“歌仙”之称，其歌曲不但在汉族地区流传，而且影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中关于刘三姐的故事的源头，来自汉族，而且主要是赞美其作歌和以歌代言的高超水平的。除了两广，刘三姐的故事还流传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另据广东封开县原博物馆馆长陈楚源的研究表明，刘三姐的故乡在广东封开，而封开下有个新兴村，这与屈大均的记载相符。
据《封川县志》中的简单记载，在封开杏花镇大斑石脚下有座“圣妃宫”是专门纪念刘三姐的，始建于唐宋年间，明嘉靖年间重修，一直到1968年才拆除，而这样的建筑在全国仅此一座，在广西是没有的。此外，封开和广西的山歌中都保留了浓厚的古粤语浊塞音调，两地民歌的韵律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当时的民族迁移情况来看，广西的山歌很可能是刘三姐等人从封开传过去的。
另据广西县志记载，刘三姐出生在天河县下里的蓝靛村（今罗城下里乡蓝靛村），该村刘姓的族谱还有记载。下里离罗城的县城很近，刘三姐常到罗城去唱山歌，1949年前罗城城关的多吉寺的后殿正中供奉着刘三姐的神像，称之为“三姐歌殿”，游人常在那里对歌。
在口耳相传中，不知从何时起，民间给刘三姐添加了各种爱恨情仇的故事。而洗脑片《刘三姐》故事的基础就来自一则不知起源于何时的传说。据说刘三姐与同村的歌手李小牛相爱，财主莫怀仁以伤风败俗为罪名，将他们捆绑丢入河里，李小牛被淹死，刘三姐则顺水漂流到柳州，为一个老渔翁所救。刘三姐到柳州后，能歌善唱的名声又很快传开。莫怀仁听说后请来三位秀才前去与刘三姐赛歌，秀才们大败，莫海仁便派人再次将刘三姐淹死。刘三姐死后骑在一条鲤鱼背上，跃然而起，飞升上天，成了歌仙。
由于时间久远，我们无法知晓民间传说在加工过程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刘三姐是个“歌仙”，在两广一带很有名气。至于发生在其身上的种种故事，姑且听之。
显然，中共正是利用这“歌仙”之名，将阶级斗争、地主的可恶等洗脑内容贯穿在歌词中，贯穿在影片中，让国人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在不知不觉被外在的艺术形式吸引的同时，接受中共的价值观、洗脑。据说，在东南亚有“刘三姐是最大的统战部长”之说。
主演黄婉秋的起伏人生
在洗脑片中扮演刘三姐的是黄婉秋，她也因此获得中共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提名奖。尽管黄婉秋因为这个角色，在文革被关押，但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还是称：“《刘三姐》成就了我，它让我一下子达到人生艺术高峰。我很幸运能与‘刘三姐’结缘，这辈子将把传承‘刘三姐’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无疑，她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洗脑片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
黄婉秋出生在桂林，13岁开始学桂剧，《刘三姐》剧组在广西遴选演员时，时年17岁的黄婉秋被选中，最初饰演“小舟妹”一角，最后经多方决定，才由其扮演刘三姐。不过，影片中刘三姐对白配音、刘三姐配唱乃至竹排上划船的中远镜头都是由其他人完成的。
黄婉秋曾透露，拍戏时的1960年正是中共所谓的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实则是中共“大跃进”造成饿死至少3千万人的时候，剧组里也缺少足够食物，条件艰苦。因为缺吃的，大家总是挨饿，有些工作人员就把茄子蒸熟了当主食，后来吃得直反胃。不少演员前后镜头也不一样，有的是越来越瘦。
她还记得，电影拍完后，不少工作人员回长春时买了大大的塑料瓶，装满漓江水带回去给亲戚朋友看。
在拍完这部电影后，黄婉秋被重新分配到桂林市彩调剧团继续演出舞台剧，继续为中共效力，先后主演了《白毛女》、《迎春花》、《农奴戟》、《收租院》、《江姐》、《洪湖赤卫队》、《杨开慧》、《不准出生的人》等洗脑剧。但能让人们记住的只有刘三姐。大陆知名演员刘晓庆曾经对黄婉秋感慨，“你一个刘三姐吃了一辈子，值了！我们多少演员一辈子忙碌拍片无数也难以让人们记住！”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三姐》被打成“大毒草”遭到批判，黄婉秋也跟着遭殃，她被下放、游街、谩骂，甚至有人以拉出去枪毙威胁她，让她交代所谓的罪证。其后，开始了15年的所谓“劳动改造”。
黄婉秋回忆说：“15年的改造，我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什么都经历过，胆子也练大了。我还被造反派拉出去枪毙过，后来才知道是吓唬吓唬我。那时候在桂林，刘三姐就是最有名的人了，所以造反派也抓我，保皇派也抓我去批斗游街。我14岁登台演出，所有的桂林人都看过我的演出，老百姓看到我被游街都哭了。”
在那段痛苦的岁月中，黄婉秋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活了下来。活过那段黑暗岁月的黄婉秋并没有看透中共的邪恶，曾担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1992年，她成立了刘三姐集团公司，参与投资建设了一座“刘三姐景观园”，用于展示刘三姐文化及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她有时间还亲自去唱歌，继续着中共的洗脑宣传。
不仅如此，黄婉秋还培养自己的女儿、外孙女作为“刘三姐”接班人。她曾如此说道：“文革中我曾受到过迫害，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她还申请加入中共，并在16年后申请成功。
莫怀仁扮演者夏宗学的命运
在洗脑片中，扮演反面角色莫怀仁的演员叫夏宗学。他1931年出生，安徽安庆人，1951年毕业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之后分配到上海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工作。因为父亲解曾是国民党文职官员，1956年“肃反”运动中，先被调到上海人艺，再调上海儿艺。1958年反右运动中，又被“流放”到广西。先在广西艺术学院戏剧系当老师，后在长影拍摄的《刘三姐》中演反派角色。年纪轻轻的他之所以演年长的反派，原因就是他的“成分不好”。
文革中，夏宗学被打成“反动派”批斗，他把韦拔群的事迹整理成剧本《红水河》，证明自己是“革命派”。后来的《拔哥的故事》就是以此为蓝本，但夏在片中仍演旧军官。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夏宗学回到上海，先在母校上戏教书，一年后调到上海人艺，担任三团副团长。折腾的20年中，使他与前妻的婚姻破裂。2013年去世。
结语
一部毒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刘三姐》，迄今仍在毒害着更多的年轻人，不将中共的邪恶扒光，不解体中共，还有多少人要受其荼毒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