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可能至今还不太明白，法轮功问题一直是中国核心问题，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构筑了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国内政和外交基本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共外交的一个最核心任务就是阻止法轮功真相在各国传播，尤其是阻止西方国家在政府层面上对法轮功问题做出实质性反应。由于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与中国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经济行为都受到江泽民“市场绑架”策略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全世界都“闷声发大财”的格局。在这种情势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得以延续，中共的独裁邪恶体制得以加强，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生态、经济体制和传统价值则受到了全面冲击。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死讯于11月30日由中共新华社正式对外宣布，在国际上掀起一片舆论浪潮。除中共官媒对其吹捧之外，一些西方媒体也对其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认为他主导了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更多融入国际社会。以中文BBC为例，该媒体称江泽民“带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化市场改革”，“作为中国领导人……在位期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同西方的关系也大为改善。”但是，这些看似中肯的评价并没触及江泽民时代所谓“中国模式”本质，也对江泽民的欺骗性、邪恶性以及他的统治对中国和西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涉之甚少。
江泽民开创一个最坏时代
江泽民登顶中共最高权力来自于33年前的六四镇压，民间称其为踩着学生的鲜血登上权力宝座。中共体制决定了在权力斗争中，往往那些最坏的人最终会赢得胜利，江泽民正是这种体制塑造出来的怪胎，一个最邪恶的权力游戏的胜利者。
外界往往迷惑于江泽民时代中国社会深度的开放，国际资本的流入，经济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等繁荣表象。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江泽民带来的，而是邓小平于1992年在军队的保驾护航下，用枪口逼着倾向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江泽民转变路线的。
在邓小平开创的改开路线下，江泽民真正干的是四件大坏事：一是镇压法轮功，波及中国上亿人口和家庭，制造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信仰迫害；二是在中国全面开放腐败和淫乱，让中国进入道德最败坏年代；三是以欺骗方式加入世贸，通过盗窃机密、强制技术转让和设置贸易壁垒从内部颠覆了世贸组织的公平贸易机制；四是利用全球化对外输出人权迫害，用商业利益腐蚀西方政商精英，动摇西方立国之本。
从六四大屠杀到迫害法轮功，从贪腐淫乱治国到向西方输出迫害和腐败祸及全球，从虚假入世承诺到颠覆世贸机制，毁坏全球化基本架构，可以说，江泽民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坏时代。
面临下台危机 假意承诺改革开放
中国八十年代的两次大规模学潮导致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下台，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而借助六四镇压上台的江泽民思想僵化，奉行极左路线，与邓小平的理念背道而驰。1992年春夏，江泽民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
江还一度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提出改革开放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邓小平。而邓小平的声音却在北京中央级别的党媒上被封杀，年迈的邓小平不得不以南巡的方式来继续推动他的改革开放路线。
1992年1月至2月，在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陪伴下，邓小平开启了南巡之旅。在南巡途中邓小平多次发表“谁不改革谁下台”讲话，针对江泽民发出严厉警告。不久后，在当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军委秘书长、掌握军队实权的杨白冰率先代表军方表态，提出军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主张。
邓小平及军队强硬态度极大地震慑反对改革的人马，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面临下台危机。于是江泽民偷偷去找邓小平，做“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通过扮演邓小平路线忠实继承者的角色，江泽民保住了最高权力。但是江泽民所谓支持改革开放只是权宜之计，其后十几年的历史表明，江泽民实质上违背了邓小平的愿望，通过迫害法轮功和腐败治国毁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发展前景。
迫害法轮功 毁掉改革开放所需的政治和法制环境
在江泽民上台前，在胡耀邦、赵紫阳、乔石等人的开明态度下，当时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法制正开始向健全方向做初步构思。与此同时，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在中国开传，让上亿民众身心受益，道德升华，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这是中国社会的福音。
法轮功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佛家修炼体系，是一种信神的文化，要求修炼者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作为人生准则，在修炼中同化这个特性，从而达到“返本归真”的目标。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阅读法轮功著作的人数达到1亿。1998年下半年，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做过一项最权威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这也代表了中共官方对法轮功的真实心态。然而，乔石的努力没有阻止权欲熏心、妒火中烧的江泽民发动镇压。
1999年7月，在邓小平死后仅仅两年多，江泽民就迫不及待的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试图模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模式，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树立强人权威，来加强自己脆弱的统治权力。据《江泽民其人》一书记载，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妒忌。此外，法轮功奉行“真、善、忍”，江泽民认为镇压法轮功面临的暴力反抗风险将会降至最小。
江泽民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镇压理由——法轮功与党争夺群众，他提出的镇压目标是——用共产党的无神论战胜法轮功的有神论。于是一场试图从人们心中铲除“真善忍”信仰的大迫害就此拉开序幕。
按照江泽民的计划，这场镇压只需三个月就可以结束，然而他低估了法轮功学员信仰的力量。在镇压开始几个月后，北京的信访办就被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挤满了。上访是中共在文革后为解决大量冤假错案而制定的一种特殊的官民沟通渠道，是弱势群体向官方讨说法的最后希望。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上访申冤，江泽民竟然通过内部通知，将法轮功学员的上访定为“犯法”，可任意抓捕和判刑。但是这一系列的恐怖手段并没有动摇法轮功学员坚持修炼和澄清真相的信念。江泽民的镇压行动导致全国范围内官民矛盾被人为激化，也使党内不支持镇压的意见开始抬头，这种骑虎难下的局势，让江泽民感到恐慌。
2001年1月23日，在江泽民指示下，中共特务部门搞了场自编自导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利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在全国范围内成功煽动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为加大镇压力度提供了借口。但是通过分析央视《焦点访谈》的自焚录像，被中共宣称自焚死亡的女子刘春玲，实际上是被现场一名不明身份的特务当场重物击打后脑而倒下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普·潘（Philip P. Pan）随后在刘春玲的家乡河南省开封市进行实地调查，据刘春玲邻居说，刘春玲从来没练过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是：中共欺骗一些不是法轮功学员的人去天安门广场搞假自焚，然后利用特务在现场打死一名参与者，栽赃嫁祸说是法轮功学员自焚死亡。
天安门自焚的这场伪火还远远不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最邪恶的手段。
在启动镇压的一年之后，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突然爆炸性增长，而中国那时并没有成熟的器官捐赠体系。2006年3月17日，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对《大纪元时报》曝出发生在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从2006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没有停止，受害者群体还在不断扩大，从法轮功学员到新疆穆斯林，以及到大学生和普通民众。
2015年旅居丹麦的异议人士杨光通过亲笔信向新唐人电视台透露，根据自己在公安部一位朋友掌握的资料，在十年内已经有超过5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杨光说，这50万人仅仅是一般的人民医院、市立医院等这样普通的医院，并不包括武警医院、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因为武警医院和军医医院那个统计数字更机密，连公安部的人都没能掌握。
2015年6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布最新公告称，据目前掌握的大量证据证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由时任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下令，以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层涉入，全国军队、武警和各省市整体参与的大屠杀。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器官移植输出国，很多海外患者通过旅游方式来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与纳粹在战争期间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不同的是，中共活摘器官发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发生在一个承平年代，而且掺杂了国际参与的因素。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不仅制造了当代最大的人道灾难之一，也毁灭了中国在90年代后通过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机遇而走向法治和民主化的前景。在迫害法轮功中，江泽民建立了一个超越一切法律机构的特务部门“610办公室”，用于专门镇压法轮功。610机构对待法轮功学员完全不讲法律，不准律师辩护，实施的政策是江泽民指示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了算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家属完全无法追究施暴者违法的责任。
中共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公平的法治环境。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和政治高压环境，同时全面摧毁了中国社会正在恢复和建立的法治成果，将整个改革开放导入了一条歧路和死路。
带头贪腐 淫乱治国
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江泽民同时打开了中国社会全面腐败和淫乱的大门，挖空改革开放的内瓤。江泽民有句名言“闷声发大财”，就是不要管什么道德、良知、法律、公平，只管去不择手段的攥取利益。这代表了江泽民时代中共官场的基本价值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本来是中国走向世界与国际法制和文明进行接轨的一次机会，然而在江泽民的统治之下，入世成了中共官员以及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的催化剂。
前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2005年因贪污罪被判死缓。香港《开放》杂志披露，国际结算银行2002年12月发现一笔20多亿美金的巨额中国外流资金无人认领。曾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刘金宝在狱中爆料，这笔钱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前夕，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
江泽民儿子江绵恒被民间称为“中国第一贪”。2000年9月，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宣布合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64亿美元。据王文洋透露，号称合资，他一分钱没出，全是江绵恒凭借江泽民的权力、从银行弄来的钱。
江绵恒及其儿子江志成所掌控的财富无法估量，远超过财富排行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可能是中国真正的“首富”。据流亡美国的大陆富豪郭文贵2019年4月爆料，江泽民家族控制的国家资产至少有1万亿美元，在海外已洗白资金高达5000亿美元。
中国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江泽民的带头腐败下，中共官场无官不贪，行贿受贿成为潜规则，官员升迁必须要行贿，市级是多少钱，省级是多少钱，进入中央得花多少钱，都形成了行业规则。据前中纪委官员王友群博士统计，习近平上台九年，已查处贪官中，至少108人贪污受贿的赃款达到1亿元以上，亿元级别贪官的数量之多，可能是世界第一。据中国人基本政治常识，这些被公布的贪污金额只是中共允许公布的数字，实际金额远远不止这个水准。
江泽民时代的这种腐败是全社会性的，包括了企业、学校、医疗以及体育等全部领域，企业拉订单要行贿，学生要给老师行贿，患者要给医生塞红包，运动员为了能被选拔要给教练或者体育官员行贿，整个中国社会没有一个行业可以例外，而被江氏腐败体制绑架了的中共政权则堕落到“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地步。
此外，江泽民时代，中国社会色情泛滥，大量官员包养情妇。根《江泽民其人》的记载，江泽民自己至少有五个情妇，其中他与宋祖英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已经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丑闻。据中纪委2013年初公布的一项通知，在2012年查办的案件中，被查的贪官95%有情妇（据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说，另外5%是女贪官）。
2011年网上流传一个中共官员包二奶的各种奖项：其中“数量奖”授予包养146个情妇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他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他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管理奖”授予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他运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团结奖”得主是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江泽民本人道德品性低下，带头腐败和包二奶，给中共官员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掀起了全党乃至全民腐败和搞婚外情、乱性的歪风邪气。在中国的各类网站上，到处充满了宣扬色情和淫乱的内容，甚至是几大门户网站也不例外。如今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腐败大国，也是一个地下色情行业发达，离婚率高，爱滋病、性病高发的大国。
江泽民败坏中国人的道德，与迫害法轮功有直接关系。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方净土，而江泽民指使中共各级机构对中国社会道德水准最好的这个群体施加残酷迫害，实质就是打击良善，放纵邪恶，这只能挑选那些道德最败坏的人去执行。这场迫害竖立了江泽民时代中共选拨官员的新标准，像薄熙来这样的心狠手辣，敢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官员才能得到快速升迁。习近平上台后，与江泽民派系展开了权力斗争，利用反腐拿下了很多江派官员，但是如果挖掘一下这些落马高官的背景，就可以发现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而得到升迁。
另一方面，也只有让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加速下滑，让人沉迷于赚钱和色情享受之中，也就更少去关注社会正义和良知，江泽民操作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的各种惨绝人寰的罪行，才能继续逃避追责。在这方面，江泽民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腐蚀尤为值得关注。
摧毁教育体系 中国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
80年代，中国教育得益于改革开放的自由风气，逐步恢复正常，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再度承担起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历史责任，80年代的几次学潮都由知识分子推动。江泽民上台后，为了腐化知识分子，于90年代中期积极推行教育产业化，让高校扩招和收取高额学费，将本来以培育社会良知和自由精神为根本目标的大专院校逐渐转变为一个个以赚钱盈利为目标的“教培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教育内涵。
2005年的一份研究表明，从支付能力（大学开支占人均GDP的比例）看，中国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水平日本的3倍以上，在中国供养一个本科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在有关媒体对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统计评选中，教育行业竟赫然名列第二位。在江泽民时代，教育、医疗、住房被民间评定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2003年夏天，陕西省榆林市的农民景统仕，因筹不出女儿第一年约1万人民币的大学学杂费而自杀。2006年夏天，山西省接连有两名农民因同样原因自尽身亡。自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后，一些贫困家庭因交不起高昂学费而发生自杀的悲剧常年不断上演。
与高昂学费相比，江泽民对教育内容的腐蚀则更为怵目惊心。1999年之后，江泽民指示教育部长陈至立将攻击和诬蔑法轮功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出现在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将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陷害法轮功的节目作为师范院校的学习内容；在中国的很多大学里，每年新生入校时收到的安全教育手册中，都有专门诬蔑法轮功的章节。当教育体系将“真、善、忍”作为打击目标时，教育塑造社会良知的正常功能就已经被全面颠覆。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及用腐败和淫乱治国，摧毁教育体系，使中国社会道德加速下滑到了崩溃的边缘。2011年10月13日傍晚，中国广东省佛山市两岁的女孩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前车轮碾过女孩之后，司机犹豫了两秒钟，然后继续加大油门从奄奄一息的女孩身上再次碾过。事后，肇事司机被问及为什么再次碾压孩子，他说：“对啊，如果她死了我只要赔一两万，如果她活着几十万都不够……”而在事后重播的录像中，总共出现18个过路人，一个接一个从躺在血泊中的女童身边走过，却完全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丝毫营救的意向。
如果人类失去对生命最基本敬畏和珍爱的情感，也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良知和伦理。江泽民的统治目标就是让中国人不断堕落为这样的人，而当这样的中国人参与全球化时，也深深影响全球化的运势。
欺骗世贸 从内部毁坏全球化运作基本机制
融入国际社会与西方国家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国际合作，是邓小平时代以来，持改革开放理念的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加入世贸则是实现这一心愿的最现实途径。而江泽民主导下的中国入世和参与全球化的行为模式，不但毁灭了几代中国人希望融入国际社会的梦想，也从世贸内部摧毁了全球化运作的基本机制。
前面说过，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在邓小平枪口逼迫下的虚假承诺，他通过迫害法轮功和腐败治国，毁坏改革开放实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宽松和法治公平的环境，将中国变成一个几乎没有文明可言的丛林社会，而加入世贸则是江泽民腐败治国和政治恐怖政策的对外延续，同样充满了欺骗、阴谋和颠覆。
1999年11月15日，是美中世贸谈判最后一天，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亲赴谈判。据当时中共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回忆录中称，“在谈判面临失败的时刻，总理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跑了，我来跟他们谈。”朱镕基在谈判的最后关头亲自拍板做出了重大让步，使谈判最终成功。据中共前副总理李岚清在他的《突围》一书中写到，是江泽民让朱镕基到谈判现场。在龙永图的回忆录中也证实，朱镕基说，“是江泽民总书记让我到经贸部去把这个事情谈成。”
江泽民为何指示朱镕基在最后关头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原因在于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共从来不打算履行这些承诺，达成书面协议只是特务出身的江泽民惯用的欺骗伎俩。据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在2018年1月25日的一则推文中披露，朱镕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关于一些疑问，比如对中国农业的冲击、传媒业几年后要开放等，在国务院系统内有段著名的讲话：“如今答应（美方的条件）是为了入世。入世之后，遵不遵守，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任何规则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听者心领神会，过了5年观察期，中共进入不守约阶段。
加入世贸后，中共通过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和高关税应对美国产品的进入，比如，美国极具竞争力的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以及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中共都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和审查，而对美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和媒体则全面封禁。这相当于美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根本进不了中国，或者进了中国但被征收很高的关税，而中国的相应产品在美国可以畅通无阻。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一路被中共后任政府继承下来，一直到习近平时代。
在中国加入世贸的十几年后，美国人终于明白中共根本不打算履行入世承诺，也不会按照世贸规则公平参与竞争，中共只是利用入世带来的便利不断从事偷窃技术、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通过贸易壁垒、政府补贴来垄断市场。一句话，中共一直在玩弄世贸组织。
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共发起贸易战，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谓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中共改革所有中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那些会导致贸易不平衡、强制技术转让、技术偷窃、知识产权窃取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的政府机构设置和政府政策。
2021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贸20周年，西方政要和媒体当天纷纷发表声明，指出中共不但没有履行入世承诺，反而拖垮了世贸组织，成为“地缘政治灾难”。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Nancy Pelosi）当天通过推特发帖说：“20年前，通过授予中国WTO成员资格，世界给了中共一张空白支票，而中共违背市场承诺，欺骗美国工人，同时剥削自己的工人。”
美国之音当天的报导称，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国普遍认为，入世20年来，中国在很多领域从未全面履行其入世承诺，相反，中共凭借其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量，对世贸规则和争端解决诉讼程序的熟悉和掌握，以及世贸自身制度上的缺陷，使世贸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而中共政权成为让世贸功能失灵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江泽民以欺骗方式加入世贸，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正在成为一项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对内战争”，急需大量外资的支援。据内部人士透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每年花掉的综合财力相当于四分之一的GDP，最高的时候达到GDP的四分之三。从1999年开始，中共明面上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长，据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估计，中共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789亿美元），超越当年的国防开支。2020年，中国的维稳经费达2,100亿美元，十年内增长一倍多，且高出同年军费7%。但这些数字也只是中共可以对外公布的，只是实际开支的冰山一角。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中共用于镇压人民的开支如此巨大，如果没有加入世贸后外资源源不断的涌入，仅仅依靠中共在1999年时的那点经济基础，根本无法维持。
西方曾经一度热中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就是“迫害法轮功+经济开放”，中共加入世贸以来，中国经济与西方市场的深度融合，都是在迫害法轮功的背景下进行的，西方资本、技术和企业大量进驻中国，都是间接帮助中共维持和升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为这场迫害不断补充了技术和物质支援。这种“中国模式”显然不会长久，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严重的损害，是一种共输模式。如果世贸组织继续让中共这么玩下去，世贸必然会死亡，全球化将会因此而终结。
假开放之名 腐蚀全球 动摇西方立国之本
入世谈判中的欺骗是江泽民外交政策中最狡猾的伎俩，但还不是最险恶的。在加入世贸后，利用全球化机遇，通过经济利益绑架西方政治和舆论，改变西方政策走向，动摇西方以保护人权为基本价值的立国之本，才是江泽民外交政策的最终指向。对西方社会来说，则是他们面临的最险恶威胁。
江泽民对西方国家实施经济腐蚀的外交政策肇始于1990年。1989年后，中共因“六四镇压”对学生和平民开枪而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为了打破这种外交孤立状态，1990年中共一次性购买了9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为美国奉上一份大礼包。自1990年起连续5年，中共每年都会向美国派出至少一个大规模采购团，与那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企业接洽，通过购买它们的商品换取他们在白宫和国会为中共游说。这种“订单外交”显然是奏效的，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前，美国每年都通过了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议案，1994年，克林顿行政当局将中国的贸易地位与人权状况脱钩。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也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障碍。
在入世谈判成功后，江泽民的“订单外交”进一步升级为“市场绑架”，利用挟持的中国巨大市场胁迫各国政府、财团、媒体，让人们对发生在中国的一切人权侵害保持沉默，尤其是将法轮功问题列为不能触碰的外交红线。
《华盛顿时报》曾经报导说，2001年3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被三名专门前往白宫造访的中共外交人员给烦透了。报导说，这三名外交人员是前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李道豫和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原本这次面谈的主题应该是美中关系：包括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中共人权纪录和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但是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位中共外交人员居然掏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词，滔滔不绝地演讲法轮功如何对中共政府造成威胁。赖斯女士被他们这种长篇滥骂给惹毛了，在他们念了20分钟的演讲稿后就中断会议，请他们走人。
西方社会可能至今还不太明白的是，法轮功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核心问题，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构筑了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基本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共外交的一个最核心任务就是阻止法轮功真相在各国传播，尤其是阻止西方国家在政府层面上对法轮功问题做出实质性的反应。
其实深思一下，这一点也并不难以理解，如果迫害法轮功的那些残酷真相被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西方的善良民众知道在奥斯维辛之后，当今世界还有更恐怖的集中营和更残酷的大屠杀天天在中国发生，那么，整个西方对中共的罪行就必须做出实质性回应，中共就面临垮台的风险。
为让国际社会对这场迫害噤声，江泽民将腐败治国政策输出海外，以加入世贸后中国巨大市场为筹码，通过设置贸易壁垒诱惑西方自由世界放弃人权原则来换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共为何不能遵守入世承诺，因为它背负了迫害法轮功的原罪，这就像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和北方自由工业社会不能兼容，最后必须得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
由于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经济行为都受到江泽民“市场绑架”策略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全世界都“闷声发大财”的格局。在这种情势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得以延续，中共的独裁邪恶体制得以加强，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生态、经济体制和传统价值则受到了全面冲击。
在邓小平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占据道德高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西方道德高位的外交政策中逼出来的，是开明的中共党内人士试图将中国逐渐融入西方文明的一种尝试，而江泽民的“市场绑架”策略显然逆转了这一进程。
中国入世后，通过不公平贸易手段变得财大气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不但在经济上成为第二经济体，在军事和科技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强权。而西方社会由于放弃人权原则，普世价值观受到冲击，对中国的那种曾经的道德高位正在消失，在经济领域上也变得处处受制于中共。西方世界原本期待中国在入世后逐渐转变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遵守法治的正常国家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反而是中共借助入世后逐渐壮大的贸易实力，既颠覆了世贸运行机制，也动摇了西方国家保护人权的立国之本。
过去的二十多年，西方社会只关注与中共发展经济，不关注中国人权和西方普世价值观遭受的侵蚀，助长中共向全球输出其专制模式、进而控制全球的野心，这种灾难性后果今天正在全面展现出来，这一点西方有识之士早已有切肤之痛，本文不再赘述。
江泽民的死亡，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次反思的机遇，直面江泽民制造的迄今仍未解决的最核心问题——迫害法轮功，审视西方价值自身受到的腐蚀和伤害。
可喜的是，自香港反送中运动及全球爆发中共病毒疫情后，国际社会正逐步认清过往“中国模式”的本质，对江泽民时代以来的对华关系做出全面调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