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结束之际，沉寂约半个世纪的供销合作社成了一个热点。
一是，去年7月就职的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惠玲“二十大”上晋升为中央委员。二是，10月24日，供销合作总社发布招聘通告，称其为国家正部级单位，员工列入公务员编制。三是，2015年以来重建基层社取得重大进展（例如，截至2021年底，湖北全省率先重建供销社网点1373个，基本覆盖至每一个街道和乡镇，基层社员达到45.2万人，其中，农民社员人数5年增长5倍多，由2016年5.15万人增至2021年33.3万人）。四是，11月1日，随着沪指重回2900点上方，供销社概念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新野纺织、中再资环、辉隆股份、新力金融、天鹅股份、浙农股份、中农联合等涨停，而天鹅股份、中农联合已收获“两连板”。五是，湖北省供销总社前“一把手”落马，供销社系统腐败案频发。
这些新闻显示供销社是个相当复杂的存在。海内外舆论都在惊呼供销社的强势回归，讨论中共的意图。或曰“重建基层供销社 ，计划经济2.0在路上”；或曰“赋予战备功能图避制裁”； 或曰“生活超市受到重大打击，将会带来大量编制岗位”；或曰“大饥荒要来了？”等等。本文也来谈三点看法。
供销社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产物
合作经济早已有之，中外皆然。然而，供销社虽然打着“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幌子，却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产物，并非中国经济发展之必然，迄今也缺乏存在的合理性。
从历史看，早在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就明确指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的自卫组织，共产党需注意和活动此组织”。之后积极倡导组建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合作社运动列为 “14 件大事”之一。中央苏区境内建有 417 个消费合作社，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苏区消费合作总社。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大量发展合作社。例如，到1949年底，东北全区除成立大区总社外，还建立了省市社14个、县市社175个、基层社8319个，社员528.7万。中共一夺取全国政权，1949年11月，就成立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合作事业。1950年7月，召开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负责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运输、渔业和手工业合作社。
不过，供销社的全国框架，却是在粮食统购统销、“向社会主义过渡”、计划经济成型的历史过程中建立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供销社体制是有一份罪责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是最“吃香”的单位之一。煤油、卷烟、白酒、白糖、食盐、布匹、化肥……它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需要指出的是，供销社的本质是掠夺性的（例如，不准农民自己做生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等），被看作农民头上一把刀。
一旦“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门打开后，供销社就衰败了（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供销社退出市场垄断、改变服务方式）。中共呢，却不放弃供销社，1995年正式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之前曾与商业部三合三分）。然而，供销社生存能力实在薄弱，摇摇欲坠。“供销合作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供销合作社”成为名言。据统计，1994 年全系统亏损额为40 亿元，1998 年156 亿元，1999 年134 亿元。中共则不断输血、给政策。2004年伊始，几乎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提及供销合作社的改革问题。2015年，习当局出台“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大力重建基层社。
中共为什么偏执狂般的扶持供销社呢？从政策理性的角度是解释不通的，只能从中共意识形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控制农民和农村的角度找原因。
供销社是中共制造的一个怪胎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在市场化改革中，应当让其自然消失，中共却强行把它维持着（体制内有不同声音），它却因此成了一个四不像：说是事业单位，却有一些政府职能，属下还有企业。
而且，1995年恢复设立供销总社后，其政治地位是相当高的。第一，搞了多轮机构改革，多少部门不见了，但供销总社岿然不动，就是改不掉。第二，供销总社历任领导人，除了喻红秋（2019年11月－2021年1月）是中纪委委员外，其余都是中央委员，其中陈俊生（1995年5月－1998年12月）、 白立忱（1999年1月－2008年5月）、杨传堂（2011年8月－2012年7月）还是国家领导人。说梁惠玲“二十大”上晋升为中央委员显示供销社地位提升，这是不准确的。
中共声称，要把供销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历史与现实却与此背道而驰。供销社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什么农民的合作社，而是“完全的国营商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混合体制”。 从供销社的政治（经营）地位、经营范围及所控制的环节、资金来源、人事体制等方面可以看出，供销社主要是由政府控制的。所谓农民的合作社，只是一个谎言。
曾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的韩俊，在其早期的一篇文章里曾说，“农民不承认供销社是自己的，职工不承认供销社是农民的，国家不承认供销社是集体的。”这就是供销社怪胎的真实写照。中共也知道这个尴尬，说“必须确立其（供销社）特定法律地位”。什么样的法定地位呢？其实是无解的，就如“方形的圆”。
按理说，中共对农村的控制，在体制上是完备的。第一，中国历史上是“皇权不下县”，中共却把政权延伸到乡（镇）一级；第二，中央一级，1949年10月就成立农业部（2018年改组为农村农业部），中共党内1993年5月起设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这个条块组合，应足以对付中共所谓的“三农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再来个供销合作社。
中共强行搞个供销社，实质还是对农村、农民不放心，一定要多加条锁链，就像对新疆不放心，要设置个非军非民的新疆建设兵团一样。中共永远存在的“末日恐惧”和“控制一切”的变态心理，制造出来了许多怪胎，供销社只是其中一个。
供销社的出路，在于中国民主转型、农民自治
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就被称为“重灾区”，“国有企业有的毛病它有，国有企业没有的毛病它也有，产权不清，体制不顺，管理不严。”“改革开放”后，供销社也没有真正找到经济上的出路。
按官方资料，从2000年起，供销合作社全系统扭亏为盈，当年系统汇总实现利润13.77亿元。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曾在2009年对供销合作社的现状作了连续报道，其中写道，中华供销合作总社的分析显示，目前，供销合作社的主营收入还是来自于消费品零售和农业生产资料销售。这种优势源于我国农资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而不是供销社自身的经营能力。
而在发达国家，8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一个或多个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农民1/3以上的生产资料是通过合作社采购的，1/3以上的农产品是通过合作社加工和销售的。
为什么中共的供销社就效率不行呢？问题就出在体制上。供销社双层体制，一是县以下的基层社， 一是联合社，从县级、地市级、省级一直到全国联合总社，其人员和办公费用视同政府机关。历次机构改革中，都有人主张撤销联合社，这样既可以摆脱“三不像”的尴尬状态，又可以避免与其他部门的职能交叉，还可以为直属企业松绑减负，使之成为“无上级企业”。至于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这件大事，主动权应该交给农民，指导服务和必要的管理职能应该由农业部门和基层政府承担。
当局拒绝采纳这种意见。为什么呢？如果真正使供销联社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甚至把供销联社组建成农民协会），就必须让农民自主、自治，先把基层社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合作经济组织，再自下而上地组建联社，逐级按章程选举理事会、监事会。这固然是合作经济的本意，但如此一来，中共如何能控制供销社呢？怎么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呢？这不就至少局部实现了中国的民主转型了吗？中共还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这其中的厉害，中共极度敏感。所以，它宁可烧钱、拿供销社唱戏，也绝不会让农民真正搞合作经济。换言之，不解体中共，供销社就只能是中共控制农村、农民的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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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