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新闻让我迄今记忆犹新。新闻讲的是一个文革因举报母亲而导致母亲惨死的儿子忏悔的故事。
1970年2月，安徽省固镇县少年张红兵举报自己的“走资派”母亲、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只因她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批评毛搞个人崇拜的话。当晚，方忠谋被捕，张红兵和父亲张月升写的揭发材料成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在材料最后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2个月后，方忠谋被判处死刑，三天后被枪杀。张红兵所谓“大义灭亲”的事迹被陈列在县革命教育展览馆。不过，“卖母求荣”并未给张红兵带来什么“好处”。方忠谋死后不久，张红兵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他仍然是“黑五类”子女。
文革后，张红兵才意识到是他这个畜牲不如的儿子，把母亲亲自送上了断头台，他陷入了终身的悔恨中。在他的忏悔书中，他写道：“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
这样的人伦惨剧在文革中并不鲜见。本以为文革结束四十多年，这样的情形不会再出现，然而刚刚曝出的成都封控期间，一个外甥将没做核酸的自己的亲大舅给举报的新闻，刷新了我的认知。
更为恐怖的是，这个举报自己亲舅舅的外甥还把自己的举报发在小区群里，居然获得了群里邻居的支持。从聊天中也能看出，这位外甥很开心，甚至还有些炫耀的味道。这无法不让人联想到，这样的外甥如果活在文革期间，说不定也是出卖父母、亲戚之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外甥选择了举报舅舅？又是什么原因让那些陌生人为之叫好？
要知道，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中，也是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倡导的，就是注重维护伦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并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什么是“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五种伦常关系乃天下共有。孔子还曾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理念后来逐渐发展成“亲亲相隐”，即历代朝廷为了维护五种伦常，保存人性，甚至不惜放过眼见的罪犯，而允许“同居亲属相容隐”。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皆不论罪，反之如果谁这么做了，将会受到舆论谴责与司法追究。
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来评判当下外甥举报舅舅这一行为，不管舅舅不做核酸的行为是否得当，外甥的所为明显就是违背伦理纲常，在古代必定是受到谴责，甚至惩戒的。
或许这个外甥会辩解道：政府让做核酸是为了公众利益，我这是大义灭亲，也是为了舅舅和大家好。那些叫好的邻居们或许也是这样认为的。
无疑，在受多年中共毒化教育的外甥和邻居们的认知中，早已不知不觉接受了中共的逻辑“党和政府是完全正确的”，“要时刻听党的话”，“党性要高于人性”，“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大义灭亲是正确的”，等等。
首先，先不说核酸检测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为了利益还是防疫，中共强迫百姓做核酸就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中共的法律条文中没有一条公开认同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事情的，至于中共各地方当局变相强制核酸，层层加码，也不过是地方官员为了头上的乌纱帽，其实很多所谓的规定都是违法的。这个舅舅选择待在家中不出门，自然也没有做核酸的必要，又有何不可呢？舅舅的所为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
其次，中共那些混账逻辑正是外甥和邻居们违背人性的始作俑者。在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以毁灭传统文化、毁灭人类为己任、不讲任何道义的中共对民众的洗脑始终没有改变，在以无神论治国的同时，以“党性”压制“人性”，强调党的利益至上，要求党员和民众放弃亲情、背叛良知，大义灭亲受到鼓励，并且从幼儿园到大学，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间断地洗脑，尤其是对年轻的一代。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没有经历过中共一次次惨烈运动的年轻人的人性被严重扭曲，分不清好坏、对错。外甥举报舅舅并获赞就是当今最为典型的例子，而当下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多少呢？
如果有机会，真希望包括外甥在内的年轻人好好了解一下中共的历史，看看那些“大义灭亲”者的痛悔和反思。试问，谁愿意生活在一个人性无存的社会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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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