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6月08日讯】从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以后的大约30年间，先后有超过160万人从大陆逃往香港，其中约有10万人在逃离途中蒙难。部分生活在香港和美国的逃港幸存者正在美国为当年的蒙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拟于6月15日正式给纪念碑揭幕，几名亲历者向媒体讲述了他们关于“大逃港”的记忆，并感叹如今的港人正被迫逃离已沦陷于中共暴政的香港。
大逃港亲历者：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
“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到香港。”现居住在费城的容锦爱告诉美国之音，她当年之所以带着两个妹妹冒着生命危险逃往香港，是因为她很清楚的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
据容锦爱讲述，上世纪60年代，她居住在广州东山区，是66届高中毕业生。因为她的爸爸被划分为“右派”，即使她当时在中学“差不多科科都是第一名”，她也没有资格考大学。文革中，她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作为右派的子女，她知道，如果自己指望在农村靠做工的工分来分粮食，迟早要被饿死。
1971年5月17日，她毅然带领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只有12岁），和一位男同学一起，带着干粮和地图，爬山涉水，历时7天抵达澳门，再通过蛇头安排乘船得以进入香港。她和妹妹的人生因此获得了一次重要的转机。
1972年冬天，容锦爱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实现了她到美国读大学的梦想，后来成为了一名药剂师。
幸存者为蒙难者立碑 纪念他们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
但并不是每位偷渡者都能成功抵达香港。研究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谭加洛受访时告诉美国之音，当初他就读的广州第八中学有1500人，大约有150个人偷渡，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葬身大海或死于军警的枪弹之下，他知道有11个死者的遗体被找到了。
谭加洛说：“每个中学都有，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初中学生，年龄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正还是求学的年龄，豆蔻年华，就这样在逃港中去世了。”
陈秉安原是深圳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当初花了22年时间采访当事人、调查逃港事件，然后在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陈秉安受访时介绍说，根据他的汇总推算，从1951年2月份到1980年10月份期间，大约有164万多人从中国大陆逃往香港，其中大约有10万人蒙难。
陈秉安表示，大批的中国民众在枪弹、铁丝网、警犬的控制之下，冒着极大的危险，渡过深圳河或大鹏湾逃往香港，这是“亘古少有”的，是中国人“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像这样的事件应该在历史上留下“足迹”，而这就是幸存者想要为那些在逃亡途中不幸蒙难的人建立一座纪念碑的动机之一。
他说：“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纪念碑，把这些死难者留下他们用生命追求幸福生活的那么一个历史记载。”
现年75岁的黄东汉是广州第十五中66届毕业生，1970年成功逃港，他在2011年就曾提出在香港为逃港蒙难者立碑。
黄东汉告诉美国之音：“当年我们被说成叛国投敌后来又叫非法探亲，这些我们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是投奔自由。”
2014年5月1日，59位逃港者在香港新界大鹏湾人迹稀少的吉澳岛，为当年的偷渡蒙难者立起了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两年后，岛上的居民害怕因此得罪中共政府，将这块墓碑埋到地下去了。
“既然你香港不行了，我们就在美国立个碑吧。” 谭加洛说。
谭加洛表示，从中国出逃的偷渡者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他们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行动把中共控制人民的“铜墙铁壁”撞开了一条裂缝。他说，“偷渡潮是知青运动中规模最大最壮烈的”。
如今，部分在香港和美国生活的当年逃港幸存者，已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陵园购入墓地，墓地上将竖起一座名为“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的双墓碑。双碑的第一块正面是 魂兮归来的碑文：“纪念在六七十年代为追求自由幸福，从广东越境偷渡港、澳途中，不幸失踪死亡的知青同学及同代人。”反面镌刻了176名经过确认的罹难者姓名。第二块墓碑上的罹难者名单仍在收集中。这个墓碑的揭幕仪式定于6月15日中午举行。
陈秉安告诉美国之音，如今香港的700万人口中，除了1997年以后从大陆移民香港的部分，“真正香港的内核人是500万人”，而这500万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跟逃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他说：许多香港人的父辈当年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逃到资本主义阵营来的”，因为这里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想要过的日子。
他感叹，没想到的是，2020年中共开始强行在香港实行《国安法》，使香港的政治自由环境急剧恶化，如今的香港不仅不再是中国大陆寻求自由的目的地，连许多香港人都在通过各种途径离开香港。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