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推出著名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备受读者喜爱。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埃比尼泽‧斯库吉（Ebenezer Scrooge）性格顽固，接连被三个鬼魂骚扰。第三个鬼魂就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幽灵”，令斯库吉提前认识到，如果继续墨守陈规延续老路，他的未来生活将是多么暗淡和悲惨。
值得警惕的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不少知名的民主党候选人，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众议员亚历山卓‧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都在鼓吹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而众多共和党人则积极谴责社会主义倾向。或许我们可以像斯库吉那样居安思危，预想一下假如美国真的实施社会主义，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将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当然，人们可以通过研究俄罗斯、中国、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来清晰了解社会主义，然而美国国内的亲社会主义分子认为这些例子无关紧要，只是强调这些国家未能以正确的方式实施社会主义。美国社会主义者完全打算不再重复这些错误。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来厘清思路，定义一下社会主义：词典释义显示，“社会主义”是一种政府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制度。华盛顿的官员们呼吁应将所有主要企业彻底国有化，这确实很罕见。更常见的是大力支持纳粹/法西斯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变体在技术上允许企业保持私有制，但政府会直接指示他们生产什么。这或多或少是今天美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因此，他们试图削弱私有产权，让联邦政府负责授权和指导生产计划，并策划一个更加平等的财富分配。简而言之，他们并不要求字面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追求一个政府因素在经济层面上无处不在且占主导地位、具有社会主义内核的经济模式。
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会有多大的市场？幸运的是，正如《圣诞颂歌》主人公斯库吉看到了一个严峻的未来，从而得以改弦更张，使自己免于遭受毁灭厄运，美国人民也获得机会瞥见未来，那个尚未到来的社会主义幽灵。在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多次“提前预演”了社会主义模式下的生活状态，大政府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并实施“专家指导型”中央经济计划。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经历其中的几个预演。
新冠防疫强制规划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民众在新冠疫情期间极力遵循政府的要求行事。许多州政府实行封城措施。他们自认为政府比公众更了解情况。然而不幸的是，正如多项研究表明，政府并不比民众更了解如何应对疫情、如何满足需求；更可怕的是，强制带来的结果是非常严峻的。
据报导，国际知名的非盈利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封城措施在统计学上显着提升了所有原因的死亡率。”这个观点得到了“促进繁荣委员会”（Committee to Unleash Prosperity）公布数据的佐证。在国际医学界久负盛名、备受推崇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政府封城措施“与统计学意义上危重病人数量或总体死亡率的减少两者之间没有关联”。另一家国际知名医学期刊《公共卫生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论文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项研究由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国立综合性大学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主持完成。研究结果指出：“我们本以为在封锁较严的国家会看到较少的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但数据显示情况并非如此。”另据总部位于纽约的彭博（Bloomberg）新闻社报导，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限制的严重程度与它是否设法遏制过量的死亡人数之间几乎没有关联”。
与此同时，封城和如影随形的社会隔离推高了与抑郁症有关的药物过量、自杀等现象的增加，以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的明显增加。另外，当新冠病毒肆虐初期引起一片恐慌，许多医院接到命令被迫暂时停止与新冠病毒无关的检查、测试、治疗等。不幸的是，这些指令激起了公众广泛的恐惧，以至于许多患有癌症、痴呆症、心脏病等重症的病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甚至其中不少人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可以说，那些推行强制封城政策的政客们确实也不能为此完全担责，因为新冠病毒是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病毒，事先并没有一套如何应对此种病毒的现成解决方案。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期望政府及其所仰赖的各级“专家”掌握各种复杂问题的万能钥匙，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政府经济计划
社会主义的首要主张就是政府有能力明智地指导社会的经济运行，因此让我们看看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和现总统乔‧拜登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帮助”经济发展而制定的经济计划。
在此期间，至少有八个联邦计划获得通过，旨在帮助美国人应对全球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动荡。其中最突出的是直接支付给美国纳税人的三个法案：2020年3月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简称CARES法案，发放人均120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2020年12月的综合拨款法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发放人均60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以及2021年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发放人均140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川普签署了前两项法案，拜登签署了第三项法案，前后两届政府和共和、民主两党共同发起参与了这些政府经济管理措施。
这些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府措施不仅花费巨大，催生了欺诈和浪费等恶劣行为，还导致了以下一系列不良后果：
1）失业。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封城措施对经济不宽裕的美国底层人群产生了更加明显的负面影响。在施行封城政策的第一年，年收入低于27,000美元的人群，其就业率下降了23.6%；收入在27,000至60,000美元之间的人群，就业率下降了4.5%；而收入超过60,000美元的人群，其就业率实际上略有上升。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数据，出行限制与较高的失业率相关联。在劳动力严重短缺和供应链中断的时候，“至少有180万美国人”由于联邦的经济施舍而决定不回归工作岗位，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这项联邦政策的失效。
2）小企业倒闭。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研究人员罗伯特‧费尔利（Robert Fairlie）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论文指出，政府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政策反应导致在疫情爆发的头两个月，活跃的企业主人数下降了22%以上。其中许多企业一直处在关闭状态。这种下降对中小型企业产生了更加明显的负面影响。另一项调查发现，在施行封城措施的头六个月，大约有10万家小企业永远地关闭了。
3）跟儿童有关的经济影响。全球知名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简称MGI）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实施封城措施，学龄儿童除了学业跟不上，还要遭受因强制佩戴口罩、人际疏远和在线学习等带来的情感创伤，因此政府对新冠疫情的过度政策反应将使“美国的K-12学生平均……终身收入减少61,000至82,000美元（按2020年不变美元计算），或相当于一年的全职工作，这个损失完全是由封城相关措施造成的。”与中小企业倒闭一样，这些损失亦更加明显地落在社会底层人群身上。
基本货物的短缺
政府管理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短缺。政府规划者由于掌握的数据不够充分，无法正确协调整体生产；与之相对的是，在市场导向的经济体里，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主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下的合理价格，满足市场需求。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目前美国正在应对婴儿配方奶粉的严重短缺，这个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the 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笨拙的官僚管理以及联邦资助的WIC计划，该计划不允许接受资助的母亲“在州政府签约的供应商品牌售罄的情况下改用另一个品牌”。为了应对婴儿奶粉短缺，政府已经动用军用飞机从欧洲空运了更多的物资，这可能使这些婴儿配方奶粉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奶粉。嗯，政府效率低下早已见怪不怪了。
（译注：WIC计划，全称是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是一项由联邦政府拨款的社会福利计划，受益群体是孕产妇以及5岁以下儿童，除了提供免费营养食物外，还有定期的营养咨询。）
我们再来看一看能源问题。汽油价格飙升是拜登政府热衷于推行反化石燃料议程、减少汽油供应的必然结果。政府广泛干预加州电力业务，导致周期性的停电和断电几乎成为惯例。这个现象是令人震惊的。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停电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只会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加州电力事件告诉我们，政府规划越多，众多城市的电力供应将越不稳定，境遇将类似于深陷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通货膨胀
这个问题已侵蚀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再视而不见也无济于事。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在我们身边，每当我们给汽车加油或去超市购物时，我们的钱包就会被捏碎。
《圣诞颂歌》主人公斯库吉有幸从“尚未到来的圣诞节幽灵”的梦中探访里吸取了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从而免遭厄运。美国人民是否会从最近的诸多社会事件中吸取教训，了解到即使是心怀善意的社会主义政府规划也会令形势变得更糟？我们能否及时回归国家的传统政体方向，将普通民众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从悬崖上拯救下来？对于这些，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
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位经济学家，退休前任职于宾夕法尼亚州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目前仍然是该校信仰与自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aith and Freedom）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研究员。他著述颇丰，研究议题涉及美国经济史、《圣经》中的匿名人物、财富不平等问题和气候变化等。
原文：How Attractive Is Socialism Now？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