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时，与一名开书店的叫内山完造的日本人成为密友。资料显示，信奉基督教的内山是在1913年来到上海的，起初推销药品，后来与妻子一起创办了内山书店。书店从1917年开办，到1947年停业，整整经营了三十年；由卖《圣经》为主转到以出售社会科学类的日文图书为主，仅《马恩全集》就出售了350套。
根据2021年大陆出版的内山完造自传《花甲录》，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一些想法和与鲁迅的交往。对于国民党，他肯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认为当时的北伐军纪律严明，但却认为成立南京政府实行“训政”时期的国民党却倒回了旧军阀时代。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曾派苏联的鲍罗廷来华担任中共顾问，内山说，中共绝不会因此成为某个大国大党的附庸。问题是：他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毕竟那时中共还是一个参与者少、非常小的党。
1927年10月，鲁迅刚到上海不久就到内山书店购书，两人由此结识。两人的交往除了漫谈会、举办画展外，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买书和售书。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去内山书店五百余次，购书千种以上，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读本》、《唯物史观要约》等禁书。除此之外，鲁迅还委托他为自己卖书，尤其是所谓的“进步”书籍。如1936年7月至11月这四个月，内山书店售出鲁迅委托的书籍就多达18种，一千六百余册，其中《海上述林》（平装本）售出312册，《毁灭》售出208册。而前者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译文集，鲁迅整理。
鲁迅读马思想、与中共党人交往说明了什么？内山书店违抗民国政府禁令，买卖这些禁书又说明什么？而且，一个信神的基督徒却售卖无神论的马恩全集、共产书籍，是不是有点奇怪？内山完造真的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吗？
二、协助鲁迅避难。1931年1月左翼作家柔石被捕，鲁迅受到株连，在内山完造友人与田丰蕃经营的花园庄旅店避难39天。1932年日军发动了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共十口人先后在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支店和大江南饭店避居了49天。不过，期间鲁迅还狎妓作乐。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载：“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当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时，鲁迅不仅躲起来，没有抨击日军，还召妓享乐，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爱中国吗？
1934年8月，内山书店职员周根康、张荣甫因参加中共组织被捕，为了鲁迅安全，内山安排鲁迅在他的千爱里3号寓所避居了25天。鲁迅最后的寓所大陆新村9号也是用内山书店职员“周裕斋”的名义租赁的。鲁迅至逝世前一直居住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内山完造还曾掩护郭沫若、陶行知等亲中共文化界人士。
三、以内山书店为联络点。内山书店地处租界，国民党军警不能进店抓人，至多只能化装成顾客入店侦察。鲁迅就将这里设为联络点。如鲁迅帮助成仿吾跟地下党组织接关系，跟北平学联代表邹鲁风会见，都约在内山书店。方志敏烈士的狱中遗稿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再转给党组织。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在中国办事一般都委托内山书店，地下党和共青团组织也曾利用内山书店为联络点。
那么，这样的内山完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他售卖共产书籍、帮助亲共的鲁迅和中共党员等人，以及聘用革命的职员看，他应该是对马主义、共产党抱有好感之人，至于是否加入就不得而知了。据说当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就曾怀疑内山是共产党。
再看内山1947年被遣返回日本后，一直致力于向日本人介绍中国，1950年，他参与发起日中友好协会，被推举为理事长。以李德全、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考察团，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中国代表团，都是由他亲自接待或全程陪同。此外，他还参与了一系列宣传鲁迅、研究鲁迅的活动，如在日本成立“鲁迅先生书简收集委员会”，到中国参加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活动，等等。
1959年6月，内山完造患肺结核，中共邀请他到北京疗养，并参加建政十周年庆祝活动。这应该是给中共做出了某种贡献才能获得的待遇。他究竟给中共做过什么事呢？
就在他9月抵达北京后，就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4岁。中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词中肯定内山完造“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帮助中共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夫妇俩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看法。1933年7月，上海《文艺座谈》半月刊发表了一篇《内山书店小坐记》，作者署名“白羽遐”。文中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的“著名侦探”，他开设的内山书店是日本的“间谍机关”。当年出版的《社会新闻》第4卷第2期据此爆料，说日本当局收买左翼文人为之提供情报，左翼文人则受日本方面掩护甘愿为之效力。鲁迅与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如果真是如此，鲁迅当初在东京的经费来源或许也有了说法。
对于内山与日军的频繁打交道而据此被称为“间谍”以及自己的“汉奸”之嫌，鲁迅随即在杂文集《伪自由书》中为之辨白，说这是国民党御用文人“害人肥己”的鬼蜮伎俩。
是不是国民党文人栽赃，因为证据不足，笔者不下结论。但当年中共与日军秘密勾结，欲与日军联手对付国民党，也是早已被公开的秘密。亲近中共的内山是否在其中发挥过作用我们不得而知。
此外，1947年12月6日，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内山完造参与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派军警包围吴淞路义丰里其住所，将其遣返日本，这是不争的事实。内山是听从日本人的命令还是中共的命令参与颠覆民国政府的阴谋呢？究竟是哪方面的？由于这方面资料有限，有心的读者可以帮忙去查找。
不谴责日本侵略 为日军辩护
至于鲁迅是不是汉奸，同样因为证据不足，我们也不下结论，但鲁迅无论是在“三.一八”惨案还是“一二八事变”，对于始作俑者的日本战争贩子却没有公开谴责过。要知道，他纪念的那位刘和珍君和学生们是在中共的鼓动下，抗议日军炮轰塘沽而被误杀的。鲁迅在抨击民国北京政府时，是不是更应该谴责日军？
而在日军占领上海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内多发徽章和照片，不懂地下工作的残酷，一旦被日军发现，难免被杀。鲁迅在《今春的两种感想》如是为日寇开脱：“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楣是必然的。”
为日军辩护，又是为什么呢？鲁迅爱中国？爱中国人吗？
去世无国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尽管鲁迅名声很大，但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为鲁迅举行国葬，其葬礼由民间人士操持。估计是民国政府对于鲁迅的亲共之举和亲日人所为一清二楚。
他的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荐的沈钧儒、李公朴二人。12个抬棺人包括李尧棠﹙巴金﹚、胡风、张天翼等，这些人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或是亲中共者。鲁迅的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自是因为中共对其的“斗争”很满意。这和毛后来对其的赞誉一脉相承。
而他的弟弟周作人如此评价道：“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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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