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5月05日讯】“我开始看到癌症发病率的上升﹐我们看到了先天免疫反应的改变。”
瑞恩•科尔博士表示，惊人的癌症趋势表明COVID-19疫苗改变了自然免疫反应。
病理学家、科尔医疗诊断公司（Cole Diagnostics ）创办人瑞恩•科尔（Ryan Cole）博士，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一种儿童疾病在成年人身上出现，还有癌症的发病率在罕见地上升。其他医生也呼应了他的观察结果，他说，但目前尚未对此进行严格的研究。
科尔博士：“如果你不去观察，那么你是无法发现的。”他还谈到了，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感染COVID-19。
科尔博士：是的，我们有肥胖危机，但我们也有维生素D危机，随着人们体内的维生素D水平下降，抵御病毒的整体能力也随之下降，不仅是对COVID，而是对任何病毒季节的任何病毒。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ikielek）。
癌症发病率上升
科尔博士：该基因的失调也会导致癌症的发生，我们知道刺突蛋白的一部分会和它结合，人们在乳腺癌中听到的BRCA基因也是一样的，它和P53结合在一起。因此，从实验室书呆子、怪胎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些（生物体内的）机制（出了问题）。
在实验室里，我看到了本不该看到的癌症发病率的上升，发生在不应该看到的年龄组。
然后，我和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谈过，他们开始验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当一个科学家……但他们只是基本上把你边缘化，说：“哦，这不在谈的范围内，不要管那个。”
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看到新东西——他们说这种病毒是新的，尽管它80%不是新的，因为它与SARS-CoV-1极相似——当有一些东西是新的，比如，接种基因疫苗来刺激免疫反应，这是创新的、全新的事物。
那麽，我们应该采取法国法律体系的这种做法，在被证明无罪之前，（这些新的东西）都是有罪的。所以，对每一个不良反应，注射后的每一个不正常的模式，都应该触发警告信号：“我们需要对死者进行尸检，他们接种疫苗的时间与死亡时间很接近。”或“天哪，这个原本健康的病人，现在变得不那么健康了。”
我们需要调查，这是否与我们正在向广大世界人口推广的新实验模式有关，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这将是观察和科学研究的事情。
凝血因子升高并持续很长时间
与此同时，有一些联邦官员，他们的名字不能透露，或者我们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这并不重要。但归根结底，他们说的是，“不要做验尸，我们不打算看这个，我们不会为此提供资助。”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要在人群中推出一些全新的东西，然后告诉人们，它们是安全有效的，没有问题。你不能如此宣称。
事实上，我认为这违反了美国广告中的《虚假索赔法》（False Claims Act），告诉人们他们要参加一个实验，这是安全有效的，但你并没有研究它们是否安全有效。
我们这些人已经拉响了警报，我们意识到在很多人身上，疫苗并不安全有效。除了实验室所看到的模式再加上癌症外，我们还看到在接种疫苗后，凝血因子升高并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应该对COVID康复患者和接种疫苗的患者进行比较，并对这些不同的疾病模式进行比较。因为在打了疫苗的病人体内，只获得了整个病毒中大约12%的蛋白质。自然感染（病毒）让人的整个免疫系统相互交流。但有了疫苗，情况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些疫苗从来没有修改过（所依据的）原始（病毒的）基因序列。现在我们要应对奥密克戎了，现有疫苗甚至不能防治奥密克戎。
所以，看看这些凝血模式、死亡模式、尸检模式、癌症模式、病毒模式。我想说的是，病理学家通常是第一个发现某一地区人口健康有问题或不正常的人，比如艾滋病毒被发现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同行，他在纽约观察到了一些与艾滋病相关的皮肤癌，他想，“哼，这是一个特定的人群。”
然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进行真正的对话。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错过了社会上的对话：“你们看到这种模式了吗？看到了吗？”相反，他们把你边缘化，或者说：“哦，这太疯狂了，当然这不会发生。”而不是说，“嘿，让我们坐在桌前，一起对话，把数据放在一起，弄清楚这是不是一个信号？”如果不是，那很好；但如果是，我们欠人类一个交待，没有以我们受过的训练来找出原因。
未接种与接种疫苗的人对比 但政府未给报告
杨杰凯：我想我无意中提出了一些本应继续进行的研究，你谈到了验尸，你何不给我讲解一下，根据你所说的，根据你看到的信号，是吧，谈谈你认为目前应该优先做哪些研究？
科尔：第一，所有的联邦数据库，某种癌症是通过保险账单代码（billing code）输入系统的，因此，保险公司和政府很容易对每一种类型的癌症进行年龄统分组计分析，因为必须编码。当我们发布报告时，什么类型的癌症，会产生什么代码，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年龄分层，非常容易地观察疫苗接种推出后（癌症）的上升情况。
可以对未接种疫苗的人，那些选择不接种疫苗的人做一个非常容易的比较。从2018年到2019年，我们有数据集，这些应该是公开的记录。现在很容易对数百万患者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应该在推出疫苗的当天就做。
每个政府机构都应该追踪并报告。很耐人寻味的是，回过头来想一想，自从第一针疫苗推出以来，有多少数据安全简报，多少疗效简报，有多少“这是成功的，这不是”的报告？
去年，我们从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CDC（疾控中心）或NIH（美国国家卫生院）听到什么了吗？没有任何公共安全方面的消息，这些应该是月报，但我们没有得到一个报告，尽管他们有承诺，但他们没有做。所以这应是一项研究，只是对癌症上升的统计分析。
杨杰凯：为了让观众明白（我问一下），你会使用2018年、2019年的数据作为对照数据吗？
科尔：作为一个对照组，没错。
杨杰凯：我明白了。然后把未接种疫苗的人作为另一组，然后再与接种疫苗的人对照。
科尔博士：是的。从推出疫苗到现在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比较。
mRNA疫苗是对人类做的一项重大实验
杨杰凯：而且还有疫苗的不同，这是另一个正在起作用的事情。
科尔博士：确实如此。（辉瑞和莫多纳）这两种都是基于mRNA的疫苗。说到底，它们都在制造刺突蛋白。而在体内看到的毒性作用的重要方面是，从技术上讲，刺突蛋白是具有毒性能力的。
当我们设计这些疫苗时，一些在疫苗学领域非常有名的人在国会说过，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地使用整个刺突蛋白，因为我们知道SARS-CoV-1疫苗失败的历史，以及MERS疫苗失败的尝试，因为毒性效应，这些疫苗从未在动物试验中获得成功。
一旦新的野生病毒出现，不良的免疫反应就会随之而来。我们早就知道，使用完整的刺突序列（做疫苗）不是一个好主意。有很多关于只用受体结合域和／或用另一种蛋白质的讨论，但不用刺突蛋白。
但最终，他说：“我们就做刺突吧。”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做了一些研究，他们把刺突蛋白附着在一个微小的惰性粒子上。那麽﹐他们在哺乳动物模型中只注射了刺突蛋白。但而我们在一些感染患者身上看到了肺部、大脑、心脏、肾脏、肝脏中的所有相同疾病，我们看到的正是刺突蛋白本身引起的。
我们意识到刺突蛋白可以引起所有与整个病毒相同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选择将刺突蛋白作为蛋白质——以mRNA来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刺突蛋白，这是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而脂质纳米微粒，就像大蒜一样，它可以去到任何地方，这些脂质纳米微粒可以扩散到任何器官，并穿过血脑屏障。
脂质纳米微粒也有很多化学物质，我们以前也从未在人类身上试验过。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这些放在人体内，希望得到一个良好的反应，但没有长期研究，都不知道长期的数据会是什么的。可见，这（mRNA疫苗）是我们对人类所做的一项重大实验。
因可能有毒性 做第一件事是癌症分析
但我们有早期的毒性信号，我们有早期的机会说：“也许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特别是，如果我们依据在早期治疗中已经看到的大量数据。再看看，说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疾病中拯救人们的不幸的叙述。（而）封锁、戴口罩、接种疫苗，这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真是无稽之谈，因为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显然我们已经讨论过（提高）维生素D（以促进免疫）了。
讨论过通过减肥，通过改变美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糟糕的西方饮食，通过进行运动，通过改善睡眠，通过促进公共健康（以促进免疫力）。但与此同时，我们所听到的却都是，我们对（COVID）无能为力。但是从实验室的角度来看，我观察了健康的人，观察了不健康的人，我观察了这些反应，这些研究本来可以做，也应该做。
那麽，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癌症分析。第二件事情，已经开始由外部向内进行观察的人来做了，但本应该由联邦机构来做。美国的数据很差，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数据都比我们好得多，而我们看到，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群相比，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所有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都有所上升。
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潘塔萨托斯（Pantazatos）博士与英国的尼尔‧芬顿（Neil Fenton）博士，正在研究这些数据组，即接种疫苗的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接种疫苗的人死于什么？总的来说，他们的死亡率比另一组要高。这再次告诉我们，（接种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存在机理性问题，或者说，由这种毒素造成的长期或短期问题。
刺突可或导致炎症 与染上COVID一样的反应
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方面。就是刺突蛋白，我一直称它为毒素，我知道我会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哈佛大学的绪方（Ogata）博士做了一项研究。我们被告知，在手臂上打一针疫苗，你的细胞就会用（辉瑞和莫德纳的）mRNA（疫苗），或强生公司的含有DNA（的腺病毒）疫苗转化成信使RNA（mRNA）﹐产然后生刺突蛋白，它留在你的手臂上，你就没事了。
哈佛大学绪方博士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它在你的体内循环的时间为两到四周。我们从索尔克研究所的研究中知道，这种刺突可能会导致炎症和与染上COVID一样的反应。我们现在知道，在两到四周的时间里，你有一些东西会触发免疫级联反应和问题循环。
他们会说：“天哪，从历史上看，打针致死只发生在注射后头几天。”如果毒素能在体内循环两到四个星期，就不会死人了。当我们听到这些名人在接种两周后死亡时会说，“哦不，这些人的死与此事无关，不是打疫苗的原因。”从机制上讲，这种蛋白质是在循环的，因此可能是疫苗致死，我们应该对这些人进行尸检，寻找循环中刺突蛋白的存在。
随后，在《免疫学杂志》发表的一项关于外泌体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刺突蛋白的循环长达四个月。然后是布鲁斯‧帕特森（Bruce K. Patterson）博士的工作，他一直在追踪体内携带刺突蛋白的细胞类型，以及在感染COVID后的患者体内持续了多长时间，在长达1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体内还有刺突蛋白。
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都是疫苗的问题，我不想这么说，但很多人都有源自COVID本身的长期症状。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哪些具有某些特定的基因亚型的人，他们容易出现长期疾病或疫苗伤害。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从分子层次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你的基因类型是这样的，你患COVID的风险较高；或者你的基因类型是这样的，你打疫苗的风险较高。
这是很容易做的研究，但是当你去找联邦机构说，“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东西。”而他们说：“不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默许了大型制药公司及其资金，并因为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的依赖关系，这些被俘获的联邦机构，现在真正代表的是制药公司，而不是公民。
这些机构应该研究副作用，而他们却在流入的收入中有自已的利益，因为他们拥有制造疫苗的专利权，并且强制公民接种，这是不道德的也不合乎伦理，因为有这种交织在一起的利益，然后强制要求接种疫苗。这种利益冲突阻碍了进行全面、完整和良好的科学研究的机会。
杨杰凯：我想回到你之前说过的一些事情，我感觉你在说，你建议应该紧急进行一些研究，实际上，这些研究的相关数据已经存在了，现在只是要做一个基本分析的问题了。
疫苗是否存在伤害？人命关天的讨论却被噤声
科尔博士：对的。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简单的方法……我的评估也许是错的，如果我错了，我想知道。这关乎人性，关乎“是否存在伤害？”如果有苗头，那么我们就需要迅速改变我们的做法。由于有人工智能算法，由于有我们现在的软件能力，由于有这些大型联邦数据库记录了保险账单代码，我们昨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首先，如果有政治意愿；第二，如果有资金；或者第三，如果他们不阻止我们做这件事，就像他们想要隐藏辉瑞公司的数据，那就必须强制执行。这些具备的情况下，仅仅调查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数据应该很容易看到苗头。
杨杰凯：你在暗示另一件事，那就是，我想，你是希望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供使用。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目前还没有可用的数据，对吗？
科尔博士：是的，如果我们确实处于大流行中，我们应该在数据和信息方面有绝对的透明度。如果你想知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就跟着钱走；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就看看谁被禁声。他们把伽利略扔进了塔里软禁，他的天文观测没有错。（对于科学家，）看到了问题，却在科学上被禁声，而不是与同行进行对话，这非常令人沮丧。
因为历史上，科学是通过观察来完成的，做出假设、实验、确认或否认它。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看到某些不符合特定观念或规则的东西，你就会被封杀，而不是：“哈，这是个有趣的想法，它是否有效？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做些什么吗？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数据吗？我们要不要看看科学是否能证实这一点？”
是啊，因为人命关天，如果这被认为是一场大流行病，我们应该对所做的一切进行最孜孜不倦的科学探索。
政府所做的很多事都不合逻辑
杨杰凯：你的意思是，是因为你看到了这件事本该做，却不管什么原因，没有做。
科尔博士：正确。当你听到：“不要研究这个﹐不要做尸检。”我们为什么不呢？“不要看数据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看？我们当然应该看。显然，这是关于一种病毒，关乎人类，这是关于人类的状况，但不调查是不好的科学，如果你不去观察，那么你是无法发现的。
所以我们应该去观察，而为了拯救生命，我们现在就应该去观察。也是为了防止伤害，这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治疗方式是安全有效的，或者我们使用的某些药物，回过头来看也是有毒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就是一个例子，世界卫生组织一年前就说过，不要用该药。
我们应该研究所有这些药物，我们应该研究所有这些机制，我们应该研究病理，我们应该研究疫苗，我们应该审视一切。相反，我们听到的都是，“做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照我们说的做。”
这不合逻辑。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们就像斯波克（Spock ）博士一样，基于逻辑工作，但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合逻辑，而且资金不足，又或者，如果它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或兴趣，就很快被压制下去了。
杨杰凯：你提到了强制疫苗令，与潜在的利益冲突联系在一起。我想要充分了解，从你的角度看，强制令的整个情况，为什么你成为了消除强制令游行的主持人。
科尔博士：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宪法权利法案的原则，自治的自由，禁止将实验强加于任何人的身体。即使这些实验是安全有效的，我仍然会反对强制执行，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的，而且它是你唯一拥有的东西，是你的。侵犯这一点是违反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的。所以这是其一，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这个国家，而是应该适用于全世界。
第二，不应该强制接种疫苗，因为这些疫苗是试验性的。如果遵循任何实验的道德和伦理，任何机构审查委员会，任何研究，你都必须有知情同意权。进一步强制执行人们不能同意的事情，是违反我们在医学和伦理方面的所有做法的。此前纳粹德国进行了不幸的实验，随后引发了纽伦堡审判。强迫别人成为实验对象，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人类或医生，我们不是这样的人。而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强制人们接种没有告诉他们所有成分的疫苗，过去30年的数据显示，我们看到新冠疫苗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所有其它疫苗的总和。
VAERS显示超过21,000人死亡 数字高度低估
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显示，超过21,000人死亡，这是一个被高度低估的数字，人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统计和研究。
杨杰凯：我想插一句，我和其他嘉宾谈过这个问题，但还是那句话，VAERS系统是一个信号。
科尔博士：是一个信号。
杨杰凯：该系统并不完整，是吧。
科尔博士：但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系统。
杨杰凯：对。我不是在反驳，我的观点是，有时我听到这个问题被混淆了，人们说，不，它（VAERS）百分之百准确，是真实的。
科尔博士：噢，不是的。但就像我在实验室里看到的信号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年复一年都一直存在的信号，人们会说，就像（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Fauci）和CDC主任瓦兰斯基（Walensky）上周说的：“哦，人们在发生车祸或其它事故后，也会报告给VAERS。”我
想，“是的，但在接种麻疹疫苗或腮腺炎疫苗后，人们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向系统报告的问题上，还是有可比性的，这是他们前几天在国会提出的一个可疑的论点。
我想，“哼，我猜他们想隐藏什么。”因为我们的VAERS数据与（欧洲流行病学家设立的数据平台）EUROMOMO的数据很匹配，与欧洲数据及其不良反应系统、英国的（自愿报告系统）黄卡系统（Yellow Card system）、新西兰的不良反应报告系统等等相吻和。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的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和死亡的数量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对自己的VAERS系统进行论证，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数据比我们好的国家，他们仍然看到过多的（接种疫苗后）伤害和死亡的信号，因此，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实验，这显然是我反对这些强制令的另一个原因。现在最重要的是基础科学。
我们的政策应该迅速调整以跟上科学的发展，从科学角度来说，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个意外，那就是奥密克戎。奥密克戎实质上是一种不同的病毒，它没有分支。如果你看一下系统发育模式，如果看一下基因，奥密克戎是自己的族谱，它没有分支出其它变种。而且令人欣慰的是，它的症状更像普通感冒，因为它不感染肺部……我可以对所有不同的受体进行书呆子式的解释，我不打算这样做，它是一个普通感冒，我们很幸运。
但与此同时，疫苗对奥密克戎不起作用。现在，其刺突蛋白质已经大不相同了，以至于疫苗对奥密克戎不起作用。现在我们知道，从我们之前讨论的情况来看，这种疫苗有一定的毒性。强制接种为武汉病毒早期的族谱研制的疫苗，该病毒在一年前就灭绝了，不存在了，而接种的疫苗只能对付早期病毒。
我们等于在说：“我们给要你打一针五代以前病毒的疫苗，我们要给你打一针和这个（奥密克戎）不相关的东西。”而这正是最高法院上周绝对错误的地方。因为他们对医护人员说，“好吧，你们仍然必须强制接种疫苗。”为什么要基于四个月前的不同病毒的数据，强制接种某些疫苗呢？
奥密克戎病毒是一种不同的病毒
从本质上讲，现在（的奥密克戎病毒）是一种不同的病毒。是的，当然，我们称之为SARS-CoV-2奥密克戎，但真是这样吗？我妻子和我的本科荣誉论文都是过关于分子系统发育树的，所以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方向。
当我看到分子系统发育学、家族树、其分支时，就觉得说这样的话毫无理智： “我想让你打一针疫苗，其有可能导致死亡或有害，目的是为了你保住工作、为了你保持有报酬的就业、为了你能进餐馆就餐，或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而现在我们面对的却是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病毒。
杨杰凯：嗯，（对疫苗的质疑，）还有其它因素。 我是说，据我所知，冠状病毒是可以变异的，而且变异程度很高，据推测，在开发疫苗、治疗以及所有的事情发生时，人们都了解这一点。那么，这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当前的复杂局面的呢？
科尔博士：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基本上是病毒的问题。而现在我们有了一种更加良性的病毒，这是来自宇宙的祝福，来自上天的祝福，无论你怎么称呼它，这是件好事。
奥密克戎的作用几乎是一种天然疫苗，它的序列与病毒的其它部分相似，只是不像早期的变种那样具有破坏性，冠状病毒总是在变异，就像你说的。
当我们开始走这条接种疫苗的道路时，如果我们在科学上是诚实的，听取多年前和现在的免疫学家的意见，我们就会说，人们无法追赶冠状病毒。40年后的今天，人类仍没有研制出HIV疫苗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这种病毒总是在变异，它会产生不同的刺突，但总是有一个刺突，有一些病毒家族的变异率是一致的。
从病毒学的历史来看，冠状病毒有一个稳定的变异率。疫苗是为了未雨绸缪，你在病毒中找到一种蛋白质（研制出了一种疫苗），说，“好吧，如果我现在打这种疫苗，我会产生一些免疫记忆。然后当这种病毒出现时，身体会受到轻微的刺激，记起来，说：我认识这个病毒，我可以击退它。”
在病毒持续变异的大流行中，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这在科学上讲不通，我们总是在玩打地鼠游戏，试图抓住下一个变异，但变异总是走在我们前面。这（冠状病毒）是我们从未成功研制出疫苗的一个病毒家族。如果我们在科学上诚实，就知道不能造出这种病毒的疫苗，因为病毒的变异将永远领先于我们。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稍微安全点的疫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其它方法做过，即受体结合域或者（病毒）核衣壳。有一些疫苗还在试验阶段。因此，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难题：去打加强针；但加强针毫无意义，因为病毒要做它一直要做的事。我想说的是，病毒就是要复制病毒。它要做它要做的事。
打疫苗的人比没打疫苗的人染病比例更高
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对抗比我们聪明的病毒，这在科学上是不明智的。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说的，“好吧，什么是安全有效的早期治疗？”我们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治疗方式上，而不是认为我们可以科学地预防一些事情……我并不是说不搞科学。科学很奇妙，我们应该一直寻找这样做的方法。但是当弊大于利或者潜在的弊大于利时，这就是我们在医学中始终在权衡的平衡。
在这方面，我们失去了很多伦理准则。引人深思的是，如果你看看加巴扬‧范登博斯（Gabayan Vandenbosch）博士的研究，他知道，还有我之前提到的福萨博士的研究，我们正在搞乱我们的先天免疫系统。
我们从英国了解到，如果你在被感染之前注射了疫苗，你对病毒的某个部分，即核衣壳，只产生有限的的免疫反应，这是英国第42周的数据。
我们现在发现，那些打了疫苗的人比没打疫苗的人得奥密克戎的比例更高，这是丹麦的数据，也就是说，与不打疫苗相比，打疫苗使人更容易感染。我们看到很多情况……
历史是好老师，如果我们听从历史的话，我们会说：“哈，我们采取的科学方法是否谨慎？”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现在很容易得出结论：不谨慎。但是，如果我们听取了一些被压制的科学家的意见，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处于现在的状况。
杨杰凯：自从你走入公众的视线，可以说是从显微镜后面走出来，你的生意怎么样了？
讲科学而被视为离经叛道 恐惧才是大流行病
科尔博士：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作为一个因为讲科学而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人，我遭到了攻击。我有12个州的行医执照，其中4个目前正在被攻击。在过去26年里，我看过的50万名病人中，没有一人投诉我。
所有来自同行、政治实体对我的执照、业务的政治攻击，都是因为我“不专业”的——即讲科学和数据的行为，保险公司已经把我从他们的健康保险医生名单中除名。
截止到1月1日，我损失了30%的生意。归根结底，他们对我很生气，是因为我使用了一种安全有效的药物，让三百到四百人无需住院。所以我是因为讲科学数据和真话而受到惩罚。说到底，我后悔吗？绝对不会，我挽救了生命。
杨杰凯：你认为为什么很少有医生像你和参加今天活动的其他一些人那样看待问题？
科尔博士：恐惧。恐惧才是真正的大流行病，我不怪我的同僚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刚完成（医学）培训，负债累累。如果他们说出来，就会失去了作为医生的培训和工作，更多人的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同僚，他们的孩子正在上大学，有长期稳定的职业生涯，他们不想招惹麻烦。
敢发声的人较独立 真相和人性价值比金钱更重要
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发声的人往往比较独立，或者甘愿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因为真相比金钱更重要，人性的价值比金钱更重要，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比金钱更重要。我从我的言行中获益了吗？
绝对没有。我的许多（敢言的）同行获益了吗？没有。有几个人失去了工作，有几个人失去了合同，还有几个人失去了行医执照，说到底，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行们不愿意站出来。以上是我的一些猜测。
我可以想像这些情况，但与此同时，真相就是真相。有时候这种事不管发生在哪里，都难以面对。有时你不得不遵循那些难以面对的数据。我总是保留犯错的权利，并对我的科学家同行们说，“让我们一起坐在桌旁，喝杯咖啡，吃个午饭（聊聊）。如果我错了，请告诉我错在哪儿。因为我们所分享的是为了人类。”如果是经济利益驱使他们，那么我认为这会抑制诚实、充分、完整的对话。
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地方，我们真的应该……我不能质疑任何人的动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出来，但我知道那些为分享数据、科学、真相，以及为人类自由而斗争的人似乎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心态，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只有相同的道德观。
杨杰凯：今天，如果有魔法棒，让你帮助制定一些政策想法，我不知道你能想出什么，不过，你现在希望看到什么变化？
科尔博士：第一，我希望看到公共卫生真正是关于公共卫生的，我认为这是过去两年中最大的悲剧，我们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成为更健康的人，有些事情我已经说过了，那就挥动魔法棒来实现（这些）公共卫生（措施）。
第二，让政府退出人民的医疗服务。政府、政策制定者不需要决定人们接受或不接受什么样的治疗，让医生做医生的事儿，开出安全有效的药方，不要因为他们是好医生而惩罚他们，并且保护儿童，永远不要在孩子们身上做试验。
如果我明天有魔法棒，这些将是我要说的事情：让我们改变公共卫生，因为它关乎健康。让我们停止强制令，因为它们是荒谬的；让医生做医生的事；让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重视下一代。一个社会的结构是由我们如何对待孩子来衡量的。
杨杰凯：瑞安‧科尔博士，很高兴你能来参加节目。
科尔博士：杨﹐很荣幸﹐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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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