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4月21日讯】“关于疫苗的信息非常之多，但对于（药物）治疗方法，提到的次数是零，完全不提。”麦卡洛说。
在我对我内科医生、心脏病专家和流行病专家彼得•麦卡洛博士（Dr. Peter McCullough）的第一部分采访中，我们讨论了他对COVID-19多种（早期）治疗方法的广泛研究，包括一种可能在孟加拉国消灭了COVID-19的预防方法。
《美国思想领袖》麦卡洛专访第一部分概要……
麦卡洛说：在乔杜里（Chowdhury）治疗方案中，他们使用稀释的聚维酮碘（povidone-iodine），实际上是在鼻子里杀死了病毒。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苗有效率，以及与疫苗有关的不良事件的全部证据。
彼得•麦卡洛博士谈到，奥密克戎的疫情现实及VAERS（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关于疫苗造成伤害和死亡的报告。
麦卡洛说：（在VAERS——CDC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 86%的情况下，（对不良事件的发生）没有（除了疫苗之外的）任何其它解释。
为什么无症状的病毒传播是极为罕见的？麦卡洛说：无症状传播，可能是该大流行病最大的一个谬误。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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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症状的病毒传播极为罕见
麦卡洛：医学史上从未有这样一种（传染）病，两个无（感染）症状的人坐在一起，而我却神奇般地（把病毒）传染给你。这是一种凭空想像：莫名其妙地，病毒可以神奇地从无感染症状的你和我身上自己散发出来。在医学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
杨杰凯：就是说，（无感染症状的）人不可能传播病毒。好吧，那么……
麦卡洛：嗯， 医学史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要说的是，如果有这样的病毒，这将是医学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真正发生无症状传播。那麽就是说，（该传播）模式是虚构出来的，而且此类论文已经发表了，说30%到50%的（COVID）传播是无症状传播。
大家要小心了！我们得用碰肘代替握手，还记得人们用碰肘代替握手吗？这些论文已经发表了。华盛顿大学还构建了一个模型，称为默里模型（Murray model）。好家伙，这些模型出炉后，他们便预测说，会出现海啸式的感染，都是因为存在无症状传播，病毒传播是无症状的。
纽约前州长库默（Andrew Cuomo）说，无症状传播就像一场海啸。实际上，人们依照无症状传播模式安排防疫计划。因此，去年，陆军工程兵进驻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他们实际上在凯·贝利·哈奇森会议中心（Kay Bailey Hutchison Convention Center）建立了一个野战医院。他们建了一个野战（医院），有几千张简易床、静脉注射袋、呼吸机，全都根据无症状传播（这一模式）。这个模式说，感染海啸即将降临，病毒正在无症状传播，它会把我们消灭。
我去年在《国会山报》（The Hill）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我是一个流行病专家，我是一个理智的医生，在传染病方面我相当有经验，现在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我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那麽，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反对无症状传播）？冒这个风险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唯一拥有的是对生物系统如何运作以及生物体如何相互感染的洞察和理解力，而我是对的。我和其他人谈过。我和医院的官员谈过，我说，“你知道他们在达拉斯做什么吗？他们浪费了数百万美元，去架设静脉输液杆，准备好呼吸机。”
顺便说一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纽约。就在纽约这里，他们让一艘（医疗）船停靠着，好像真需要这艘（医疗）船一样。
杨杰凯：是这样。
麦卡洛：是不是这样？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在船上只做了接生几个婴儿之类的事情。
建立无症状传播模型 或是大流行中最大荒谬之一
因此，建立这种无症状传播模型，可能是这场大流行中的最大荒谬之一。2021年秋天，两篇重要论文首次发表，一篇是中国的曹世义（Shiyi Cao，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系副教授）写的，另一篇是马德威尔（Madewell）写的，做了很好的总结，基本上是表明了无症状传播不会发生。
他们一直在寻找无症状传播、不断地寻找。找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了吗？真有人没有任何症状，却神奇般地感染了其他人吗，找不到这样的案例，找不到。
最后，在曹的论文中，他们找到了300个确诊的感染者，而且这些感染者确实没有症状。他们（曹的团队）联系了所有这些人，真的有谁感染了（别人）吗？答案是没有。他们得出结论，他们（无症状感染者）正在形成抗体。
因此，如果你真的染上了这种病毒，而且你确实没有症状，那么无论如何，你是不会传播给别人的。但是当你发烧时，当你流鼻涕或鼻塞时，（有症状的）你就会传播病毒。
所以当我上乔·罗根（Joe Rogan）的节目时，乔和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乔……我们（当时）在乔位于奥斯汀的“男人空间”（man cave）大厅里，乔和我都感染了COVID-19。我们碰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一位漂亮的女士来了，她要（给我们）做一个COVID-19测试。
我说，“乔，我们都已经感染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做测试？” 他说，“嗯，我们不是太确定（情况）”，还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的，“我们有保险问题”，还有其它啥啥。所以我们做（COVID）测试，是因为其它的一些原因，因一些机构发起的、与科学无关的原因。
可能出于同样原因，在你去夏威夷之前，航空公司也会这么做（病毒测试）的，（因为）某地某人说了…… 但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些措施是怎么来的。这并不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这么做了，或者疾病防治中心（CDC）这么做了，或者科学说要这么做。
但我的看法是，当乔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说，“无症状的传播，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不会有这种事。” 他说，“但人们会对他们的症状撒谎。”
如果你有症状 就不要出门参加公共活动
杨杰凯：的确如此，我也正想说这个，人们会掩盖症状。
麦卡洛：对。他在播客中举了一个例子，他出外休闲的时候，要么在打台球时，要么在喝啤酒时，要么是在和其他的人一起狂欢时，那里有个人感染了病毒，但他没有告诉其他人他得了这个病。这就是病毒的传播方式。
所以我的看法是，与其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检测出97%的假阳性，为什么我们不在大门口检查有（明显COVID）症状的人？为什么我们对（COVID）症状不敏锐？在过去六个月里，我了解到的一件事是，我圈子里的医生正在开展公共项目，我们与基层团体一起到各个城市去，说：“听着，我们要对COVID进行数据回顾，我们将对国内和国际上取得的进展，提出一些见解”。
美国人对此非常渴望，他们完全一无所知，没有对新疗法的月度审查，没有对疫苗的数据、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月度审查，什么都没有。两年来，有关COVID-19方面的任何有科学价值的信息，美国人都被排斥在外。
因此，这些公共项目非常受欢迎，（每次都）有500到5000人参加这些项目，通常在舒适的酒店宴会厅举行。人们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支付食物和（场地）费用，我们会一起来查看这些数据。
在演讲的过程中，我会做一件事，就是我会停下来，我会让大家静下来，吸口气，然后听一听，会场上有500到5000人，结果鸦雀无声。我提醒听众，我们没有听到什么？我没有听到任何咳嗽声，我没有听到任何喷嚏声，我没有听到后面有任何老人用手帕擤鼻涕，然后放回口袋里，都没有。美国人已经学会了如果你有症状，就不要出门参加公共活动。
接种疫苗反而促使几次疫情爆发
请注意，今年美国的学校已全面复课。开足马力。美国所有的学校、几百万、几千万的孩子（全面复课），没有一所学校爆发疫情，都没有。大学都复课了，大部分学生面对面上课。美国只出现了几个小小的失误，我们听说杜克大学爆发了一次疫情，而且是Delta变种病毒引起的，在一群（大部分）完全接种疫苗、只有很少没有接种疫苗的孩子中间（爆发）。
因此可见，接种疫苗反而促使了几次疫情爆发。
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失控的疫情爆发。我们聚集在足球场里，9万9000人并肩而坐，现在，在外面（开阔地带）不会感染上病毒了。新加坡有项很棒的研究表明，在室外是无法传播病毒的，因为空气弥散性太强了、太多了，病毒无法人传人。
但我敢保证，每个人在中场休息时，都会去洗手间。那里是有很多空间狭窄，空气流动不佳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要上洗手间，COVID感染者有机会在那里传播病毒。我们只是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爆发，我想，主要是因为人们有责任感。给美国人和全世界的人点个赞，他们是负责任的，他们不怎么出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感染事件。
杨杰凯：我也正想谈谈这个问题，确切地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报导，说有些大学实际上因为这一波新的Omicron疫情而再次关闭。非常有意思的是，媒体的报导喜忧参半。一些媒体说，末日已经逼近了——大概这么比喻的吧。
而其它媒体——我指的是大的主流媒体——则说，我们看到英国和南非的数据表明，实际上（Omicron引发的）住院风险降低了50%到70%，看起来Omicron病毒更加温和。让我们对Omicron疫情做一个鸟瞰。
麦卡洛：是的，你可能是指……存在着不同的名词（来评价病毒）：传播性（transmissibility）——即人传人有多容易；还有感染性（contagiousness），也就是说，在人群中人与人之间传播到底有多快？然后还有毒性（virulence），意思是，它在对身体的损害程度。
大规模疫苗接种 促进某单一病毒变种继续发展
因此，我们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在博茨瓦纳边境，一些没有症状的旅行者描述了这一情况，他们做了PCR测试（即核酸测试）。PCR测试有一个独特的特征，PCR可以针对四种不同的引物（primer，又译引子，是一小段单链DNA或RNA）：核蛋白壳（nucleocapsid）、包膜蛋白（envelope protein）、聚合酶（polymerase）和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进行测试。它们有所谓的S-基因掉线（S-gene dropout）。这就像：慢着，你怎么能击中这些其它引物，但却没有S-基因序列编码？
结果发现，刺突蛋白的RNA（核糖核酸）编码，其中一小段发生了突变，这就是发现的结果…… 天哪！这（Omicron）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所以，Omicron是迄今为止突变最严重的变种病毒。记得Alpha、 Beta、 Gamma变种的突变相对较少。Omicron刺突蛋白中有30个发生突变，在受体中有10个突变，有三个被删除，一个插入，这很不寻常。在RNA编码主链上插入DNA、新的DNA、新的RNA，这很不寻常。但Omicron病毒具备了一切。
而事实上，在（感染Omicron的）最初阶段，人们描述说，他们可能会因为Omicron而生病，但这是一个明显不同的综合症：流鼻涕、小鼻塞、有一些身体疼痛，然后就结束了，没有肺部感染，这好极了。
我很早就被邀请到全国新闻媒体上，他们说：“麦卡洛博士，你怎么看待（Omicron）？” 我说，“天啊，这是突变最多的……我们之前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其他人对此进行了交流，我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进化的错误。
在病毒流行病学中，有一种叫做“穆勒棘轮效应”（Muller’s ratchet，指生物体有害突变会不断累积，不可逆转）的说法。“穆勒棘轮效应” 是指一种病毒持续成功传播。我们知道，Delta病毒变种，与其它变种病毒不同的是，成为超级主导病毒。还有一些野生型（病毒）株，总是会有Alpha、Beta、Gamma、Epsilon和Eta（这样的病毒变种）。
总是会有一大堆病毒变种，但是Delta变种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一旦接种比例达到25%人口以上时，我们就在促进某个单一的病毒变种继续发展，成为主导病毒。
当接种过疫苗的人群，生活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间时，能够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生存得最好的病毒变种，将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这就是Delta变种病毒，它起源于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我的理解是，那是印度一个疫苗接种比例比较高的一个邦。
梅奥诊所的梅丽莎·尼森（Melissa Nissen）及其同事，与波士顿的一家名为Inference的公司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这家公司的工作极其出色。他们再次证明，一旦我们开始疫苗接种计划，病毒的多样性实际上就会下降。病毒多样性就是，总是存在一系列毒株，就像人类的多样性一样。
接种疫苗的人 基本上成了Delta病毒的繁殖地
当我们地毯式地接种疫苗，并且（该疫苗是）针对单个刺突蛋白产生狭隘的免疫力时——这就是接种疫苗的作用，它提供了所有形式的免疫力中最狭隘的一种——我们必然会促进病毒，学会如何掠食那些接种过疫苗的人。
而这正是Delta病毒所做的，部分地，这一点已变得很清楚。英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上爆发了（Delta）疫情。在休斯顿有一场婚礼，（参与婚礼的人）都接种了疫苗，英国航空母舰（人员）也已完全接种了疫苗。有一架（德州民主党）议员们乘坐的飞机，从德州飞往华盛顿，每个人都完全接种了疫苗，他们互相之间传播Delta病毒，他们生病了。我记得副总统慌忙赶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WRNMMC）。可能她接触到了那些在飞机上生病的议员们。这一点变得很清楚。
然后Inference公司的文卡塔克里希南（AJ Venkatakrishnan）的一篇论文，和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法林霍尔特（Timothy Farinholt）的一篇论文，清楚地表明，Delta病毒能够感染接种疫苗者，并在接种疫苗者之间传播。很明显，疫苗并不能阻止Delta病毒的传播。
今年秋天，《柳叶刀》上有一篇由辛加那亚甘（Anika Singanayagam）撰写的论文，那是一项非常仔细的Delta病例接触追踪研究，这项研究表明了，所有报告的传播中，有39%是在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之间传播，由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传播给其他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因此很明显，接种疫苗的人，基本上成了Delta病毒的繁殖地。
然后，来自胡志明市（热带病医院，Hospital For Tropical Diseases）的Chau（Nguyen Van Vinh Chau，音译为阮文荣朱）及其同事的一篇论文首次发表，这是牛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机构，那里的一家医院被封锁了，当时爆发了COVID-19，他们把工作人员锁在宿舍之类的建筑里。因此，他们没有看护病人，他们实际上是被困在那里进行隔离。
他们都充分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他们在6个月的时间里都很好，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传播Delta病毒。他们开始研究，实际上他们可以进行测序，可以看出病毒从谁传播给谁，所以这很明显。
Delta病毒能够感染接种过疫苗的人
Chau论文的发现之一是，通过分析“病毒载量”（viral loads）——“病毒载量”与“循环阈值”（cycle threshold，简称Ct。Ct值越高代表病毒含量较少，Ct值越低，表示病毒浓度高，不用放大多次就可以侦测到病毒）、循环数值刚好相反（病毒载量数值越高，表示病毒越多）——（接种疫苗后突破性感染Delta病毒者的病毒载量）是（2020年三四月）未接种疫苗时期的早前病毒变体的251倍左右。因此， Delta病毒不仅能够感染接种过疫苗的人，而且病毒载量也高得惊人。
之后，又有很多论文发表，其中一篇是威斯康星州公共卫生局的利默斯玛（Kasen K. Riemersma）写的。这篇论文再次证明了，在接种疫苗的人中，与（未接种疫苗者）有同样高的病毒载量。这一次他们用了未接种疫苗者的数据，病毒载量是一样的。他们实际上是从鼻子上取样，并使用了一个体外模型（vitro model），他们的传染性也是一样的。
因此，（接种疫苗者）病毒载量很高，同样具有传染性。然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阿查里亚（Charlotte B. Acharya）的一篇论文明确指出，在阻止传播方面，疫苗是失败的。人们（接种疫苗者）很容易感染Delta病毒并将其传播，他们同样具有传染性。
因此，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过去几个月里确立的，现在我们迎来了Omicron变种病毒。问题是，Omicron病毒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这是我在电视上使用的一个词。我说“穆勒棘轮效应”看起来已经实现了，我们遇到了一个进化的瓶颈，而Delta病毒占绝对主导。
然后突然间，在南非报告中，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变种，我相信，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说（Omicron）有了两个（亚）变种。而过去几周的情况表明，Omicron正在（快速）扩散。
Omicron病毒基本上已经占领了南非，大约90%的病例（都是Omicron），住院人数直线下降，这非常好，看起来它将成为第一个不太严重的变种，但它确实在人群中扩散。然后，丹麦12月13日的一份报告、和我们美国疾控中心（CDC） 12月10日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Omicron对接种疫苗的人，造成不成比例的传染。
无症状传播不会发生 如果发生我们绝对会被团灭
杨杰凯：非常精彩。你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想再次回过去探讨一下无症状传播的理念，如果你能给我片刻时间（谈这个话题）。在这些情况下，接种过疫苗的人并没有表现出症状，但有非常非常高的病毒载量，就像你刚才所言，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有非常高的病毒载量，但没有症状，这会有何影响？是否有（无症状传播的可能）……
麦卡洛：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症状前阶段”（pre-symptomatic phase）。比如说你今天与某人有接触，假如说，你吸入了空气中的几十亿个病毒颗粒，它们开始在你的鼻子里复制。病毒会在鼻子里被发现，但你处于“症状前阶段”。
那麽，随着病毒不断地复制、复制、复制，会达到一定的阈值，然后你会开始觉得鼻塞，之后你会开始打喷嚏，感觉喉咙痛，会流一些鼻涕。会有这些东西携带着病毒从你的鼻子里出来，然后你就会具有传染性。因此存在一个“症状前阶段”，这是肯定的，病毒在那个阶段能够被发现。
杨杰凯：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症状，即使有这么高的病毒载量，（是否）也不可能在没有症状或类似的情况下，病毒自己就冒出来了？
麦卡洛：你知道，当第一个小病毒粒子从鼻子里钻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正好就在那里，我们不可能恰出现在那个场景之中。但一般规则是成立的，你可以想像说，如果存在无症状传播，我们会被集体消灭，我是说，绝对会被团灭了。弄个计算机模型……（如果那样的话）（纽约州长）库默可能是对的，我们会需要达拉斯的陆军医院。但谢天谢地，无症状传播不会发生，是有症状的人（传播才能）导致有症状的人。
因此，隔离这种想法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这只是针对感染病倒者而言。那么，在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中，对没有感染病毒的人进行隔离，是毫无根据的一个想法。假如两个人并没有感染病毒，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隔离开来？需要隔离的是那些感染病毒的人，而不是那些健康人。健康人需要出去做事，唯一需要隔离的人，是感染了病毒的人。
围绕错误假设制定卫生政策 那是“虚假叙事”
我想，我给你说过，我曾经感染过COVID-19，被检测出来了。事实上，在“症状前阶段”，我有一些预感，我感到感染了一点病毒。我与一些人见面，坐在他们对面，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那天晚些时候，我明显感到不适。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然后次日，我得到测试结果。
我陷入了恐慌：一起在餐馆里吃午饭，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我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他。因为当我回顾当时的情形，我说：“是的，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症状。”
我传染给他了吗？没有。9个月后，他最终感染了COVID吗？是的，他感染了。因此，我再次认为，在你真正传播给别人之前，你真的必须有了相当明显的症状。
杨杰凯：对。同样，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你一直在说，举证责任是为了证明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相反，对吗？
麦卡洛：是的。这些武断的说法中的任何一个…… 这里有一个武断的说法：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无症状传播，（那么）证实一下它！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然后围绕这些错误的假设，制定出公共卫生政策，人们称它们为“虚假叙事”。
那这个说法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无症状）感染，如果我们让健康人戴口罩，问题就会有所好转。不对！假如两个人并没有感染病毒，而我们让他们去戴口罩，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于事无补。
那这个说法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无症状）感染，如果我们封锁所有人，包括没有感染的人，我们就会使情况变得更好吗？不对！中国人告诉我们，病毒会在房子里传播。所以，我们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人关在屋子里。如果有人得了COVID，而我们把所有人都锁在屋子里，我们所做的就只会是，把病毒传播给屋子里的每个人。
因此，这种想法，所有这种幻想的、错误的假设，我认为，说实话，可能是出于好意的，因为他们出于保守的、他们出于谨慎的，他们主导的公共卫生措施，基本上拖累了整个国家和经济，显然是弊大于利。
早期治疗对住院率的影响太大
杨杰凯：是的，我想之前英国的数据表明，感染Omicron变体病毒者，需要住院治疗的可能性降低了70%。
麦卡洛：这不好说，鉴于住院率是一个自然历史变量，因为住院治疗是可以轻易避免的。所以住院率取决于不同因素。那麽，当Delta变体病毒出现时，人们总是问我，“Delta的毒性是否比Alpha小？”我说，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得到早期治疗。让人们远离医院的唯一最大的变量，就是早期治疗，而不是感染何种病毒。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能这样说，“哦，这是一种更好对付的病毒。”这取决于人们是否得到（早期）治疗。
（早期）治疗（对住院率的）影响太大了。（就好像，）如果有两个人心脏病发作，我会说，嗯，这个心脏病发作比那个更糟糕……这真的取决于他们得到怎样的治疗。现在，如果每个人都统一接受多药序列治疗，然后我们再来计算住院率，那么我们可以把住院率归因于病毒，但早期治疗并没有实行。
杨杰凯：或者反过来讲，更加现实的是，人们没有得到（药物）治疗，不是吗？有多大比例的人没有得到治疗？数量很大，对吗？
麦卡洛：如果我们有干净的数据，没有人接受一丁点（药物）治疗，他们感染了Alpha、Beta、Gamma等等之类，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研究它。这样比较公平。
杨杰凯：我明白。但实际上这很让人疑惑，因为可能有更多的人在接受（药物）治疗，只是不谈论它，因为它被视为一种禁忌。
麦卡洛：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那些接种疫苗的人，更有可能寻求早期（药物）治疗，因为他们接种疫苗与寻求早期治疗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知道COVID可能相当危险，担心自己被感染，于是采取行动。
杨杰凯：只是，人们需要知道这些药物确实有，可以使用，诸如此类吧。
麦卡洛：是这样，他们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但根据我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那些接种疫苗的人，都是寻求早期治疗者。那些不在乎疫苗的人，要么不在乎COVID，不怕它，而且老实说，如果真感染病毒，他们会处理它。
应把COVID-19定位为对老年人的危机和灾难
杨杰凯：而有一个项目，你已经成为其中一员，实际上，一些其他参与过《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人，也是 “团结项目”（Unity project）的一部分，加州的“团结倡议”，基本上是关于反对对儿童进行疫苗强制接种。
因此，我想大致谈谈这个问题，然后，我还想谈谈你在一份心脏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具体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不久就被撤下来了，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很明显，这两件事情紧密相连，因为都涉及到了心肌炎病例和儿童（强制接种疫苗）。
一些人说——这与我们看到的很多信息，形成鲜明对比——儿童（因感染COVID）的死亡风险，我想是说低于19岁或15岁的儿童，我记不清楚了，在统计学上是零。我不知道（儿童出现COVID）严重疾病的风险如何，但它也相当低。那么，这是否正确呢？并且，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儿童来说（症状）有很大不同？
麦卡洛：我认为，我们应该永远把COVID-19定位为一场（对老年人的）危机和灾难，将永远作为一场老年人危机而载入史册，一向如此，总是这样。当我们提及COVID-19时，我们应该想像（患者是）一个80或90岁的人。总是这样。而对任何（其他年龄）群体的讨论，都会使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更易）遭受COVID-19的人身上移开。
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疾病中，COVID-19是最适合根据年龄进行风险分层的。因此，一个感染COVID-19的90岁老人，可能有20%的死亡率。但感染COVID-19的9岁儿童，死亡率可能极其微小。
由于种种原因，年龄可能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受体”（ACE2 receptors，位于 X 染色体上，负责稳定血压与内分泌等功能，ACE2受体为新冠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的密度和分布活动有关，还可能与其它易感性等等有关，年龄绝对是风险分层的（关键）因素。突破点是50岁，50岁以上的人，住院和死亡的综合风险超过1%，这通常足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仅仅因年龄在65岁以上，就足以采取（预防）措施，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些高龄人群）医疗方面的问题。
有趣的是，肥胖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分层因素，为什么？因为在COVID-19病毒中，损害身体的主导细胞因子，被称为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它是从哪里产生？脂肪细胞。肥胖是一个独特的死亡因素，这非常有道理，然后是糖尿病、心脏病、肾病、肺病、先前患上了癌症、血液病，这一大堆疾病方面的因素。
很明显，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可以想像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如肺气肿、严重的哮喘、过敏性肺炎，等等，肺纤维化，这些都是一个因素。对于肺病患者，这（COVID）是一种残忍的肺部感染，最后，肺部充满了血凝块，这（可归结为）是一个肺部的微血凝结问题，意大利人也证明了这一点。
早期的验尸结果显示，人们普遍死于血凝块，当氧饱和度低时，那不是因病毒在复制，而是因血凝块。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指南说，当氧气饱和度低时，要用瑞德西韦（remdesivir）。我说要用血液稀释剂，瑞德西韦与（治疗）血液凝固无关，它（病症）是一种微量的血液凝固，所以这种对病理生理学的理解，真的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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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思想领袖》制作组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