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事件。这是中共建政73年来最和平、理性的一次上访事件。
当晚，此前长达七年从未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对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竟然得出了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这是中共最高当局第一次白纸黑字就法轮功问题表态，而且是否定性的。江泽民的这个结论，是1999年7月20日以来持续23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最重要的依据。
但是，无数事实，包括我的亲身经历，都充分证明：江泽民的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此前，我曾就此写过许多文章。值此4.25事件23周年之际，再结合我亲历的一件事，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亲自给尉健行送信
4.25事件发生前5个月，作为一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曾亲手给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送过三份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材料。
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过一次差。那年的11月下旬，我被安排到中国的东北、西南、西北做调研。对于一个常年累月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做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到外边走一走、看一看的机会。
然而，就在我出差的第三天，正当我在黑龙江省海林县“杨子荣纪念馆”参观时，突然接到中纪委领导的电话，要我立即赶回北京。
次日一大早，我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坐飞机直飞北京。
到单位后，我才知道：此次回京与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有关。
原来，1998年12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为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将召开一个研讨会。胡锦涛在审定这个研讨会的议程时，发现没有中纪委领导出席讲话，而中纪委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重建的。胡锦涛表示，这个研讨会上必须有中纪委领导发言。胡锦涛的指示下达时，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中纪委领导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起草一个讲话稿。于是，我被紧急召回北京。
1998年11月22日左右，我们集中在北京的一家宾馆起草讲话稿。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在这个宾馆召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座谈会，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出席。吃饭的时候，我们和会议代表在宾馆的餐厅一起用餐。
当晚，我突然想到，不久前，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20多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了一篇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文章《海外学子的心声》，我本人也给江泽民写过一篇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
吃过晚饭后，我立即赶回家中，把这三份材料带上，再赶回宾馆。然后，我将我本人致江泽民的信，改写成致尉健行的信。我准备在吃饭的时候将这三份材料送给尉健行。
当时，负责尉健行保卫工作的中纪委保卫处的一名官员也是法轮功学员。我跟他商量说：“我想给尉健行送信，你看怎么样？”他有点顾虑，想了想说：“最好不要送。”我说，我做没做，是我的事；我做了，结果如何，我不求。我坚持给尉健行送信。他说，你坚持做，那到时候，我配合你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一个人关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直在电脑上写文章。大约到了中午12点时，我出门一看，楼道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可能都去餐厅吃饭去了。我连忙上楼，取了“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海外学子的心声”，以及我自己写给尉健行的信，共三份材料，装在一个大信封内，然后去餐厅吃饭。
到餐厅门口，服务员直接将我领到中纪委保卫处的那名法轮功学员身边。当时，他已经快吃完了，桌上的菜也不多了。他吃完后，出去转了一圈，回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这桌的菜太少了，我带你到另一桌吃。这一桌是尉健行的司机在就餐，他们刚来不久，桌上的菜很丰盛。这个餐桌正好紧挨着尉健行的餐桌。
吃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将大信封拿上，直接走到尉健行身边，轻轻拍了一下尉健行的肩膀，跟他简单谈了一下起草讲话稿的事之后，说：“我给您写了一封信，是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涉及几千万人的事，麻烦您抽空看一看。”尉健行接过信后，说：“好，我一定看，一定看。”
我为什么给尉健行送信？
第一，法轮功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大内政外交问题。
法轮功是1992年5月13日，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传出的。到1999年4月25日，传出近7年，不仅传遍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还传到香港、澳门、台湾，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
1996年11月，第一届国际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与会。我参加了这次国际法会，并与台湾法轮功学员分在一个组进行交流。
因此，处理法轮功问题，除了涉及如何对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外，还涉及如何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如何对待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还涉及如何对待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如何对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如何对待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
第二，尉健行是七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
第三，尉健行是二十二位中共政治局委员之一。
第四，尉健行是七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
第五，尉健行是分管中央政法委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贾春旺等，都是尉健行的部下。
尉健行看过我送给他的三份材料后，将它们交给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这是彭吉龙亲口对我讲的。彭吉龙是尉健行所有文字的最后把关人，是尉健行最信任的人之一。
从1998年11月22日左右收到我的信，到1999年4.25事件发生时，长达5个多月，尉健行对我送给他的三份材料没有表达任何反对意见，对我修炼法轮功没有表达任何反对意见。不仅如此，在4.25事件发生前九天，1999年4月16日，我还参加了尉健行在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起草。
最高层的五大信息说明什么？
上述情况透露出当时中共最高层对待法轮功的信息至少有以下五点：
第一，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我送给尉健行的“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是1998年8月底写的。联署人包括中纪委监察部第七纪检监察室副局级官员葛秀兰等。如果江泽民收到这封信后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法轮功问题提出否定性意见，尉健行肯定会立即对葛秀兰提出批评，并警告葛秀兰，包括我，不得修炼法轮功。
但是，直到1999年7月20日，尉健行从来没有反对葛秀兰和我修炼法轮功。
第二，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尉健行、罗干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第三，至1999年4月25日，中央书记处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尉健行、罗干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四，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从来没有向尉健行汇报全盘否定法轮功的调查结论。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以秘密方式，深入调查、搜集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
但是，据我了解的情况，到1999年4月25日，虽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问题进行了长达9个多月的调查，但是，没有发现法轮功的所谓“违法犯罪”证据。
不仅如此，1993年8月24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接受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邀请，专程为原公安部长王芳治过病。从公安部到全国各地公安系统，有很多警官修炼法轮功。
到1999年4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从来没有向尉健行提交全盘否定法轮功的报告。
第五，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也没有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这五大信息说明：4.25事件发生前，中共最高层没有对法轮功问题做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江泽民的决策岂能不荒谬？
还必须指出的是，至4.25事件发生时，江泽民从来没有派人到中纪委监察部对法轮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没有派人到其它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对法轮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公安部十一局副局长叶浩，外经贸部办公厅官员张亦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官员李海等，江泽民从来没有派人找他们做过调查研究。
还必须指出的是，至4.25事件发生时，江泽民从来没有对法轮功在香港、澳门的传播情况，法轮功在台湾的传播情况，法轮功在美洲、欧洲、亚洲、澳洲等许多国家的传播情况做调查研究。
正确的结论只能在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得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直到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抛开上面提到的基本常识，对近在咫尺的中纪委监察部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做调查，对远在港、澳、台及美、欧、亚、澳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做调查，就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得出全盘否定法轮功、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岂能不荒谬？
直到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从来没有指示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调查研究法轮功问题。江泽民绕过这四个组织，一拍脑袋，就得出全盘否定法轮功、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并利用自己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强势地位将这个结论强加全党。这样的结论岂能不荒谬？
中共取缔法轮功的决策过程是：先有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找证明这个结论正确的所谓证据（凡是说法轮功好的，一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凡是说法轮功不好的，无论怎么造假，一律如获至宝）；最后，根据这些所谓的证据，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策。
论点是错的，论据是错的，以这样的论点和论据为基础作出的决策，岂能不荒谬？
法轮功学员4.25上访何错之有？
1999年4月29日，中纪委有关领导向我传达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信。当时我的感觉是：江泽民可能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为了让江泽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谈了法轮大法的六大好处：
第一，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第二，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第三，非常重视心性修炼，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第四，实行松散管理，不干涉国家政治；第五，促进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交流，客观上已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因素；第六，揭示了许许多多科学的奥秘，是真正超常的科学。
这是23年前我对法轮功的认识。23年后的今天，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6年，在国内经历了15年多的迫害，到美国已经7年多。经历了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国内到国外，从失去一切自由到获得完全自由的磨炼之后，我仍坚持认为，上述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23年前，法轮功学员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上访，没有错。
更具体地说，4.25事件发生前5个月，我亲自给尉健行送信反映过法轮功问题。鉴于尉健行的多重身份——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书记，我等于提前5个月，向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发出了警报，希望中共最高层重视并妥善解决法轮功问题。
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对于客观存在的问题，我反没反映，是我的责任；我反映了，有关领导管不管，是有关领导的责任。这应该是常识。
4.25事件发生前8个月，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写了致江泽民的信，向他反映过法轮功问题。但是，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对这封信根本没有重视，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没有任何回应。这是法轮功的错？
4.25事件发生前，江泽民没有主持召开过一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中央全会，研究法轮功问题。这是法轮功的错？
1999年4月25日，在长时间接连不断向江泽民写信反映法轮功问题无效的情况下，在天津发生特警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中南海和平上访。这是法轮功的错？
当时，法轮功学员提出三点诉求：第一，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公开出版发行；第三，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当时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第一个问题没有发生；第二个、第三个要求，当地政府都做到了，都不是问题。法轮功学员提出这三点诉求，何错之有？
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一整天，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演讲，没有大声喧哗，没有影响正常的交通，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在得知天津法轮功学员已经获释后，撤离时，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连警察丢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走了。如此和平、理性的上访，何错之有？
4.25事件发生的最大内因是什么？
内因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4.25事件发生前，江泽民作为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有一切便利条件，即时了解并妥善处理法轮功问题。但是，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江泽民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他没有去做。这是4.25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内因。
正是江泽民的严重失职，才导致了4.25事件的发生。问题出现后，江泽民不是反躬自省，主动承担责任，认真调查研究，妥善解决问题，而是倒打一耙，不仅全盘否定法轮功，还要“战胜法轮功”。这岂不是错上加错？
结语
1998年一整年我就出了一次差，我本人的意愿是很想到外面多走一走、看一看的。中纪委领导安排我外出调研，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整个行程都安排好了，中纪委领导的本意也没有想到让我出差三天就回北京。然而，好像冥冥之中有某种特别安排似的，使我有机会给尉健行送信反映法轮功问题。
而这次我亲自给尉健行送信，似乎提前5个月，为揭穿江泽民的谬论作好了准备。
在江泽民提出“战胜法轮功”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洪传到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江泽民当年的荒谬。
23年来，法轮功学员已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庭上控告江泽民。21万名法轮功学员实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等待江泽民的，可能只剩最后的大清算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