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中国不提二战期间美中同盟的历史。
随着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国营媒体不断发出反美言论，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一直存在。共产党人明目张胆地恶毒谩骂，但它们掩盖了美中曾经是朋友﹐在战争期间是盟友的历史——在1949年共产党人接管中国之前。
美国人在中国
美国人从美国建国之初就一直在中国访问、生活、工作、从事贸易和传教﹐其中传教至关重要。
第三次大觉醒（1855年－1930年﹐第三次大觉醒是指美国历史上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早期的一个假设历史时期，其标志为宗教激进主义。）是美国基督教运动最活跃的时期，中国是美国传教士的目标国家之一，作为向非基督徒推广基督教和社会变革的全球运动一部分。
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基督教教义与支撑中国社会文化并统治了数千年的儒家思想有直接冲突。结果，社会很难发生变革，但这并未阻止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法律逐渐放宽，以方便外国人进入中国。
中国人对外国势力的抵抗导致了义和团运动（1900—1901年），在此期间，“义和团”（或称义和拳）针对所有外国人，包括中国基督徒和美国传教士。在美欧联合打败义和团后，中国被迫向包括美国和大日本帝国在内的战胜国进行赔偿，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对在华外国人的不满。
1908年，作为对中国示好的姿态，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剩余的1,100万美元，清朝政府每年用这笔退款资助50至100名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日本的侵华战争始于20世纪初，是大日本帝国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一部分。1931年，日本在“九一八事件”后入侵满洲﹐据信，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本以此为借口入侵中国。
日本的侵略催生了“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宣布：“美国政府不会承认日本和中国之间任何限制该地区自由商业往来的协议。”
简而言之，日本对满洲的占领促使中国和美国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期间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在宛平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占领了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对中国非战斗人员进行了猛烈的报复。
作为“史汀生主义”的延伸，美国支持中国，并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恢复中国的边界和主权完整，这对日本持续的暴行没有明显的影响，包括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的“南京大屠杀”，以及1938年至1943年对重庆的地毯式轰炸。
暴行发生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一些历史学家称，日本估计处决了“15万名男性‘战俘’，屠杀了另外5万名男性平民，并强奸了至少2万名各个年龄段的妇女和女孩。”
值得注意的是，“史汀生主义”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社会对俄实施的制裁和其它外交措施惊人地相似。“史汀生主义”在威慑像日本帝国这样坚定的侵略者方面没有效果，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教训，即面对只尊重军事实力的坚定对手，外交和经济制裁措施是徒劳的。
二战盟友
日本帝国海军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和中国在1942年形成了正式的战时联盟。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包括向中华民国政府政府提供贷款，以及通过陆路和空中路线提供无条件的直接军事援助。在整个战争期间，一条关键的补给线通过喜马拉雅山脉从印度空运到中国，以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
此外，由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志愿飞行员组成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VG﹐又称飞虎队）。在战争初期，他们驾驶战斗机攻击了在东亚作战的日本轰炸机。
据飞虎队创始人、美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说：“航空队在五十多次空战中击败日本空军，没有一次失败。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帮助下，缅甸的仰光港口和滇缅公路在两个半月的宝贵时间里一直畅通无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给士气低落的中国和美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中国人民帮助了吉米‧杜利特尔（Jimmy Doolittle）突袭行动中的飞行员﹐1942年﹐这些飞行员驾驶B-25轰炸机从航母起飞﹐长途奔袭轰炸东京，部分飞机在满洲国坠毁，满洲国是日本当时占领的中国东北的“保护国”。杜利特尔空袭以及事后当地华人对幸存的美国飞行员提供的援助﹐在2019年翻拍的电影《中途岛》中有描述。
1944年史迪威公路建成，成为连接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昆明的主要陆路补给路线。大约有44,000名中国士兵帮助英美军队击败日军，从而完成了这条1000英里长的公路建设，通过这条公路，西方盟军可以利用陆路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
中国人民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所作出的贡献，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中国人民与日本军队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战，牵制并阻止日军完成其它军事行动，包括可能对澳大利亚甚至印度的侵略。当俄国人在东线与纳粹作战时，中国军队在一场带有民族色彩的艰苦的消耗战中给日本人造成了大量伤亡。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美国智库《世界人口》（World Population Review）发布的报告称：“据估计，中国在二战中遭受了第二多的伤亡。中国有多达2,000万人死亡，包括多达375万名军人和1,819万平民”，还有1,000万人死于战争造成的饥荒和疾病。
相比之下，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死亡人数估计为41.9万人。
美国人对日作战胜利日的情感
一位终生的朋友最近提供了1945年8月15日的《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压膜版。这些文章是一次非凡的时光之旅，有助于确定美国人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对日作战胜利日（V-J day）后的情绪、问题和观点。
以下是该报的一些文章和公告：
●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多篇文章，包括杜鲁门总统的公告，以及日本裕仁天皇说的这句话︰“我们接受《波茨坦公告》……我不想把这个国家变成焦土。”
●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Korechika Anami）“为自己的失败赎罪”而自杀。
●杜鲁门宣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并将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麦克阿瑟后来在帮助战后日本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方面发挥了作用。
●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强调了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和在中国中北部的毛泽东共产主义力量之间的分裂。蒋介石将军被描绘成一个强大的美国盟友和中国政府的合法首脑，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牺牲也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在宣布停火后继续对日军进行攻击，毛泽东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向华北的中国阵地进攻”。这种为追求共产主义政治目标而故意违反停火的行为是点燃中国内战的导火索。
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是战时盟友，从1940年起，美国向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战争物资和后勤支持。中国军队在东亚陆地战争中首当其冲，遭受了惨痛的损失，包括数百万平民的死亡。
1949年中共巩固了对中国的控制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遭到破坏﹐这种相互之间的善意可以随着中共的灭亡而恢复﹐中共灭亡是世界上所有有道德的人的共同目标。
作者简介：
斯图‧克夫克（Stu Cvrk）在美国海军服役30年，担任过各种现役和预备役职务，在中东和西太平洋等地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义教育，具有海洋学家和系统分析员的教育和经验，这些为他此后的政治评论打下了重要基础。
原文：When China and America Were Friend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