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早些时候,中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刘鹤提出了一些模糊的“改革”保证,试图扭转早些时候中国股市的崩溃。西方投资者相信了这些说法,市场复苏了,但刘鹤的保证是虚幻的。
对于彭博社在3月13日所称的“恐慌性抛售”,刘鹤的干预是必要的。当天,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收盘下跌7%,为2008年1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始于2020年的新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11%。之所以大幅下跌,是由于担心全球投资者可能会对中国施加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同的惩罚。
摩根大通(J.P. Morgan)甚至称中国股市“不可投资”。这一说法进一步促使中国股市陷入混乱。刘鹤试图通过关于“改革”的“快乐言论”来扭转这一局面。
刘鹤的保证程度尚不清楚。它们充其量是模糊的。
据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报导,刘鹤表示,他将采取措施“提振第一季度的经济”,并推出“有利于市场的政策”。他没有详细说明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欧洲经济智库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Herrero)上周在《金融时报》上写道,刘鹤的措施将包括允许中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对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可预测和透明的监管,以及实施刺激措施以实现政府5.5%的增长目标。
但是,同样,该文没有给出具体细节说明如何实现这三项政策中的任何一项。这些只是一名领导人试图阻止市场崩溃的模糊言辞。
因此,归根结底,投资者对中国共产党流氓政权的可投资性的担忧,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有根据的。
当中国(中共)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大放有关和平与和谐的“正确”陈词滥调时,中共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压倒性投票中怯懦地弃权。当乔‧拜登总统与中国习近平就俄乌危机举行电话会谈之前,中国(中共)领导人将航空母舰“山东号”驶过台湾海峡,就在谈话开始之前。
习近平的信息很明确:“拜登,你小心一点。我们将做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让‘国际社会’和你们的制裁见鬼去吧。”
但除俄乌危机之外,投资界似乎已经意识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犯罪企业。
实际上,中共已经把中国变成了禁酒令时代的芝加哥,并任命艾尔‧卡彭(Al Capone)为市长。当然,如果你愿意忽视卡彭和他的亲信凶残的一面,你可以赚很多钱,但你与卡彭帮派一起投资的钱有巨大的风险。(注:艾尔‧卡彭是美国禁酒令时期的黑帮分子和商人,芝加哥犯罪集团联合创始人和老大。)
维吾尔人的困境、人权、全球变暖和中共的挑衅,如此种种,都使当今的艾略特‧内斯(Elliot Ness)和“弃儿”——以西式民主国家及其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政府养老基金等形式——明智地看清了骗局。他们不再希望从中共的非法统治中获利。(注:艾略特‧内斯是美国禁酒令时期打击犯罪的清廉斗士。他击败了艾尔‧卡彭集团。)
正如投资者现在憎恶俄罗斯一样,世界上的自由人民不再希望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长大。在这个世界中,像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样的罪犯是一个全球大国。这就像人们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在芝加哥黑帮的无交火区长大一样。
刘鹤的“改革”承诺不应比艾尔‧卡彭的律师易埃迪‧奥黑尔(“Easy Eddie”O’Hare)对他的当事人无罪保证更认真。这与我们几十年来从中共那里听到关于“改革”的喋喋不休是一样的。自由和公平的股票市场和中共的控制是互不相容的。
考虑一下南加州大学陈百助教授的评论。在3月26日发表在《内幕》(Insider)杂志上的一篇关于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的文章引述陈百助的话说,这样的挑战将要求中共允许自由市场利率,避免货币操纵,并发展一个独立、透明的中央银行。
但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相对“繁荣”的外表对于维持中共对人民的控制至关重要,这种改革极不可能。这将要求他们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放弃太多的控制权。
即使中共声称要采取陈百助建议的那种措施(虽然不太可能),它肯定也只会是制度上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s,意指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只不过是用更多诡计来愚弄外国投资者,就像中国的虚假经济报告一样。
“真正的”中国经济——既能让死忠的中共党员致富,又能向老百姓提供残羹剩饭,以避免一场大众革命的经济——将继续以一贯的重商主义、腐败和犯罪的方式行事。
在中国,(中共)政府的“政策”通常就是中共党内大佬的反复无常命令。他们要么保护中国自己的产业,要么保护党员的企业,例如兵团。
3月21日,彭博社报导称,陷入困境的中国开发商恒大及其附属公司的交易被暂停,等待“内幕消息”。交易迄今尚未恢复。另一家开发商融信中国控股的审计机构与其解除合约,该公司将无法按计划发布收益。如果中共的经济政策是透明的,恒大应该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受到制裁、监管,甚至可能被解散。
我们不要忘记中共的运作方式:对中共的冒犯,冒犯了党的领导层的产品,或者公众形象太高的公司首席执行官,都可能导致控制中国政府的中共匪徒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卡彭暴徒收债人式的官僚对待或肉体殴打。(还记得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因不明原因的“失踪”吗?他并不是个例。)
中共的暴行也可以变得更加巧妙。2016年,当南非米勒啤酒公司(SABMiller Plc.)被百威英博(AB InBev S.A/N.V.)收购时,中国(中共)商务部炮制了一些区域和细分市场(低端、中端、高端)分析,为这笔交易制造了一些困难。商务部的明确目标是保护中国本土饮料制造商的利益。
后来,当万豪(Marriott)收购喜达屋(Starwood)时,细分市场和区域分析被搁置一旁,合并获得批准。(我在另一个平台上写了关于此事的文章。我当时天真地期望中共商务部能保持前后一致,用相同的规则对待此事。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批准了合并,没有发表评论。)
中共反复无常和腐败的政府决策是一个持续而危险的市场风险。与俄罗斯一样,基金经理、养老金受托人、机构投资者和家族办公室现在都应该认识到,中共的小偷没有荣誉感。
他们对投资者、计划参与者和委托人负有受托责任,他们应该无视刘鹤的空洞承诺,应该从中共领导层的无耻、反复无常的命令中抽走他们管理的资金,以免他们的投资者、捐赠基金和计划参与者遭受与他们在俄罗斯考因虑不周而带来的损失。
作者简介:
J.G.柯林斯(J.G. Collins)是史岱文森广场咨询公司(Stuyvesant Square Consulting)的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位于纽约市的战略咨询、市场调查和咨询公司。他关于经济、贸易、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著作发表在《福布斯》(Forbes)、《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克雷恩纽约业务》(Crain’s New York Business)、《国会山》(The Hill)、《美国保守主义》(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和其它出版物上。
原文“China’s Economy Remains ‘Uninvestable’; Liu He’s ‘Promises’ Are Fatuous Under CCP’s Criminal Rule”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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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