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共“改革开放”进程。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分别在1980年和1986年两次被提出过。但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嘎然而止。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参会者从多方面广泛讨论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
因为之前中共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全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次理论务虚会开始后，一些与会者比较敢讲话。比如：
时任国家科委研究室副主任鲍彤，作了题为《二十年间》的长篇发言，对1957年反右、1959年批判彭德怀、1966开始的十年文革，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非常尖锐的看法。
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而不应由前任指定”的发言。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严家其，作了关于“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
这次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为之后中共搞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针对中共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
邓小平一开始就讲：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起草这篇讲话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他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地说：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也谈到这篇讲话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
邓的这个讲话之后，集中在华国锋身上的党政军最高权力，被一分为三：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成功地分了华国锋的权之后，鉴于国内外的一些情况，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当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触及到原有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时候，邓小平发现改革遇到了障碍。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开始反复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邓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6月10日，邓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
1986年9月13日上午，邓听取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的汇报时，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第四是提高效率。
正是在这次汇报会上，邓提出由赵紫阳主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五人研讨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由鲍彤等负责。
期间，经历了1986年底的学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等重大事件。
赵紫阳领导的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搞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1987年7月底，赵将这个“设想”送邓审阅，邓看后表示“同意”。然后，提交9月17日的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再提交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获“原则同意”。全会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作主旨报告。报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等。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此后，赵紫阳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着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被终结
到1989年春夏之际，一场“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民主运动，从北京席卷全国。
面对这场运动，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通过民主、法治的办法；一种是通过军队镇压的办法。当时，赵紫阳主张前者，邓小平主张后者。
赵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做法，令邓不能容忍。邓在决定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决定把赵赶下台。
1989年6月3日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命令，中共军队从不同方向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推进。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的发生了。”此即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屠杀。
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在会上申辩说：他没有“分裂党”，也没有“支持动乱”。尽管如此，赵还是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仅保留党籍。
赵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得力助手、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起草小组负责人鲍彤，1989年5月28日被抓捕。1992年3月，被宣布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同年7月，被控犯“泄露国家机密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七年。
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长达16年，直到2005年1月17日，在家中去世。
随着“六四”天安门屠杀，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赶下台，赵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操盘手鲍彤被关进监狱，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被终结。
从1989年至今，33年来，中共虽然也曾提过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出现倒退。
政治体制改革被终结的原因
可以总结出许多原因，诸如国际原因，国内原因，高层原因，基层原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等。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党。
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指出，中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讲话为此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划了一个框框。这个框框的关键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完全对立的共产主义价值观。
它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就是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妨碍、削弱、改变一党专政。一切改革措施，都只能改善、维护、加强一党专政。否则，就不行，就要受打击和批判，就要被淘汰掉。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指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是由中共党内的腐败等问题引发的一场体现广泛民意的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群众运动。
这场运动发生后，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立即支配了他的大脑。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按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去解决问题，而是将它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民主运动定性为：“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然是阴谋，是动乱，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那么，就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
鲍彤后来回忆“六四”时说：“1989年，邓小平违反十三大的决定，没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而是调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这样一来，就在全国范围内立了一个规矩：遇到社会矛盾，通过武力和镇压解决。这由此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今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见2019年5月28日BBC的报道）
一党专政的要害是什么？就是个人专断。
1987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这次全会还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邓小平仍是中共的最终决策人。
当时，邓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邓是以中共党员身份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但是，邓才是中共真正的老大。重大问题，邓一个人最终说了算。
现在经常有人讲，邓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功臣。但是，邓什么时候改变过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1992年春，邓“南巡”时，只是一个中共党员，没有担任任何党政军职务，但是，邓就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未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讲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必须听邓的。如果江不听话，邓有一句话等着江：“谁不改革谁下台。”
坚持一党专政，就必然坚持党高于法；坚持个人专断，就必然坚持权大于法；党高于法，权大于法，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不可能有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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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