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八十年代中期离开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之后，曾经有过两、三次与大陆学术界人士和机构的接触。一次是90年代末去上海参加一次财经类的学术会议，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园举行；另一次是2000年代香港一间大学的商学院受北京大学委托、帮助北大在美国招聘管理类的教师；再后来还有一些机构代国内的大学在美国的大学内招聘华裔教授回国、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合作之类的。
如果说，那几次尤其是前两次的接触还没有太多异样的感受，如今二十年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对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认识、感受到的学术环境、和学者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可怕的世界。中国的大学可能在硬体设施上越来越现代、越来越赶超世界，但在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深处，却越来越反动和堕落，乃至成为人间炼狱式的、畸形魔变的红色象牙塔。
近些年接触到许多从中国大陆的高校流亡、潜逃、脱身、奔赴自由的专家学者，他们描述的在自由社会的得到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最近一位海外政论家描述，某个自称是211院校的学生曾在网上透露，他的老师每次讲到稍微触碰政治的话题，就会对着监控摄像头说：“这是书上面写的，并不是我的个人看法。”“这是在号称追求政治现代化的中国出现的事情，真乃莫大讽刺！”的确如此。
海外华媒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十年后，我为什么要辞掉上海的大学教职？”一文，颇为令人深省、触目惊心。作者是一位法律学教授，应该说，这是一位比较“佛系”的学者，淡泊名利，只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但就是这样一位在西方社会一定会非常成功、事业顺遂的学者，却在中共的体制内感觉格格不入、而最后不得不辞去心爱的教职。一般来说，进入学术界的人们，鲜少会离开这个被别人尊重、也会自我珍惜的职业，倒不一定是因为优越的薪水、充裕的时间、自由思想的天地、和教书育人的满足感；而是因为这种职业的特殊性更在于，浸淫其中的人们，会意识到作为人类知识和思想的传承者、延续者、和新知的开发者，这一服务人类的崇高使命感。
这位法学教授博士毕业后去了上海某大学，工作十余年，今年一月初终于走完离职手续，与人生中重要的阶段挥手作别。他的朋友得知讯息，都十分不解，纷纷询问个中缘由。他的朋友们也很困惑，你还远未达财务自由，何来的底气和勇气，辞掉这份大多数人看来都是相当不错的工作？
这位中国教授自承，他经济状态一般，三十多岁博士毕业，来到高校，也没有投资意识。人们对房市津津乐道，他却觉得无聊，四十岁才买第一套房。他最终辞去中国高校教职的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应该是个人的心境和修养、中国高校的制度、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共对高校的言论控制、中共僵化的行政体制，等等综合原因。
这位与中国高校环境格格不入的学者的个性，使得他完全与社会脱节，是典型的象牙塔内、专一研究学问的那种人。这是美国大学校园里非常典型的学者的特性。这位中国法律教授根本不关心学校的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东西，甚至不知道职称评定的标准。他只是希望能够自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学者，在西方社会恰恰可以大行其道，因为从系主任到院长、校长，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学者们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内，向深处钻研，取得领先的研究成果。显然，这样的学术追求，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稀罕的、少见的特性；可以想见，没有这种追求自由学术的环境，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成果。
该学者描述了法学院的女性院长，一位中共官本位制度下的受益人也是受害者，如何争强好胜的故事。她当了那么多年院长，全然不顾学者的自身修为、谦逊内敛、和自我尊严，居然在办公楼里与另一位女副院长卷入冲突，从口角发展到肢体冲撞，宛如闹市泼妇的争斗，丑态毕露，场面难看。事后双方仍不思悔改，群发邮件，“严正”控诉，密集举报，火力凶猛，活脱脱一幅当年的真红卫兵、幡然成为现代假学者的翻版！这样的学术环境，学者的个人修为全无，学术领袖开恶劣风气之先，怎么能成为高贵的象牙塔？
2004年这位学者硕士毕业后就开始在一所高校教书，后来因为崇拜一位著名学者，想考北大的博士。他周边的人们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省省吧，工作也不错，北大那边“又没啥关系”，难度太大！太可怜了，中国学术界人士对自我提升、提高修为、增加学识的第一考量，居然是在那个学校有没有什么“关系”！看来，有关系的，必然会想方设法利用这样的关系；没有关系的，恐怕会想方设法打通关系。这些人还没有开始博士课程的修练，还没有在学术上准备好自己，就已经开始动脑筋拉关系、走后门、走捷径去了。显然，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在中国大陆不是凤毛麟角，而是学术关系的常态，这可真令人唏嘘。
说这位学者颇有“佛系”的善念，在于他可以从身边人、同学、朋友身上发生的不幸、生命的无常、人类的苦难、人身的难得等等方面，得到许多体悟。可惜的是，他未能进一步探寻佛法的真谛，不知道真正的佛法已经在世上洪传。但他觉得发生在人类身上的诸多悲苦，正确的对待的方式，不是宽慰自己，而是相像所有你害怕的不幸，必定也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想你才能够真正地宽心。“世事如风，命运赐于你的，你最终会失去，帝国颠覆，顷刻之间，况人一时之兴乎，思虑及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这样的体悟，应该说已经非常难得。祝愿他早日找到佛法真谛。
滑稽的是，这位法律教授的辞职报告，写了几千字，他本想跟老同事好好聊聊其中的缘由，坦承自己对学院的想法。然而，作为启动离职程序的辞职报告，他被要求由几千字压缩成二十一个字：“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申请，解除劳合同，请领导批准。”一般美国的高校和许多公司，在员工离职前，都会做一个“exit interview”(离职面谈)，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即将离去的员工对公司有什么样的看法、为什么离职等等。美国高校没有正式的离职面谈，但一般教授们在另谋高就的同时，也不吝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原来的上司（系主任或院长）及同事。并且，美国高等教育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就是大家都“过河不拆桥”，因为学术界圈子很小，全美国可能只有几百到几千跟你同属一个领域的同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又在另一所高校成为同事。更关键的原则是，一种开放、坦诚的态度，会对整个学术界构成良性循环的环境，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合作。这样的良性生态环境，在中共斗争哲学、鼓励人们互相猜忌、互相争斗的情况下，恐怕很难存在于中国的学术圈内。
对中国这位法学教授而言，在大学里讲课，最大的快乐就在于与同学们交流，享受在讲台上陈述自己思考的感觉。当然，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的大学教师们的共同想法。然而在中国大陆，“近几年以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少了，这份工作所能给我带来的愉悦越来越少。”他所提及的，正是中国大学里缺乏“学术自由”的问题。
他辞职的消息传开后，院里主管研究生教务的老师才坦承，说“这两年来告你状的越来越多。”这些的告状、告密、打小报告，正是中共的红色恐怖全面渗透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内部，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
他带过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论文，这些年来突然冒出来好多研究生和本科生，甚至学院同事，反映他的学生的论文选题与学院论文选题的“实践性原则宗旨不符”，甚至有反映有“政治问题”而闹到学院。这样的事情不是偶然的，而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和纠缠。他最后不堪其烦，想想算了，不想再连累无辜的学生了，离职了就不当这个研究生导师本科生导师了!
比如，他指导的本科论文题目里有“中华帝国法制观”的说法，就被举报有政治思想问题。教务打电话责问，怎么能说中国是“中华帝国”？他心里感到奇怪，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叫帝国？
他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一个有关“民国宪法”的题目，学生将开题答辩情况反馈给他，说有老师认为这个题目可能要“承担风险”。他说不用怕，正常规范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可说的，可这位女学生却被吓得够呛，最后她严格自我审查，重新改了题目。
他的领域因多涉及外国公法，他让硕士研究生写个外国宪法案例的毕业论文。答辩时答辩老师却炮轰，“中国案例那么多，为什么研究美国案例？”“这对中国法律有什么实践意义？”这些问题屡次把学生吓得够呛，怕毕不了业。这样的学术环境，的确太令人窒息。
此外，中国的教学环境变得日益恶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方位的攻城掠地。中国教师上课时千人一面、千课一讲，也与这位特立独行的法律教授的授课风格相抵触。怪不得这位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教师，会不得不离开中国大学的讲台。
还有一个非常滑稽和恐怖的故事。他去年有一次在上课期间，突然后门进来一位教务督导，落座来巡查听课。督导课后走到讲台与他交谈，问怎么没听到“思想政治”的内容。还好，他糊弄说您来前刚刚讲过，班上的前几排学生也不错，这次没有出卖老师，马上应和帮他糊弄搭腔，他们心照不宣、相视而笑，过了这一关。仔细想想，这真是令人震惊，这简直就是盖世太保直接进入课堂，用共产主义的邪说控制教师和课堂！
美国高校里，因为评副教授、正教授，都需要同侪教授的课堂教学评介，也需要上司(系主任、院长)的课堂评介。我们商学院的院长如果要来我的课堂听课，会提前征求我的意见，跟我约好时间，某天某日在某课程的课堂内见面。我可能会客气的介绍院长给我的学生，也可能根本就不提及他，就当他不存在一样。课后，院长会评介我的教学方法、教学风格、教学特色、与学生的互动、及综合的教学有效性。但是，所有的美国大学行政人员都知道，他们绝不会就课堂讲课的内容，对教授有任何的异议。因为这涉及到敏感的学术自由的问题。中共政治督导突然的、无预先通知的进入课堂进行政治审查，并赤裸裸的对教师进行责难和威胁，说明中共法西斯对中国高校及教师和课堂的渗透与控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发指的地步。
中国的象牙塔，在中共治下，显然，已经变成了人间的炼狱。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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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