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1月24日讯】一九六七年四五月份，“文斗”已变成“武斗”。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报复；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武斗开始升级，由拳头棍棒转变为动刀、动枪，四川甚至还动用了高射大炮和飞机。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在全国各地蔓延。到了七月份，“造反派”开始到部队抢夺武器弹药。一场“红色恐怖”席卷神州大地，其声势之浩大、之疯狂、之残忍，伤亡之惨重，真是空前绝后。
炉桥，这座古老的小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争夺之地。三国时期，曹操曾屯兵于此，炼制兵器；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打过仗……
可谁又能想到，和平年代在这里竟然会发生一场同室操戈、惨不忍睹的流血事件。
公元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皖东大地的炉桥上空响起了惊人的枪声。上午十点多钟，一趟专列从水家湖车站开出，火车头在后，车皮在前，推着行驶。在没有车厢的平板车皮上，站着全副武装的造反派，他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端着枪，像对付敌人一样，杀气腾腾，还不时地向铁路两边扫射，吓得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丢掉锄头就往家里跑。
其实，他们并不想伤害无辜的百姓，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无非是想为“翻派”壮壮胆。假如我们退避，武装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场流血事件也不会发生。然而，身为武装部长的Z某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他调集了炉桥地区的基干民兵，不惜用这些无辜群众的生命，欲与对方决一死战
指挥部设在安徽八一拖拉机厂（该厂设在炉桥地区），他们集中火力坚守西大门。双方是怎样接火的，我并不知道，不过对方有备而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方仅靠一些基干民兵和陈旧的武器装备，怎能对付得了弹药充足、富有临战经验的由荣、复、转军人组成的XX派。双方对峙到下午三点多钟，在对方火力的猛攻下，守在西大门的几位民兵全被打死了。据说，他们临死时高呼着：“万岁！誓死捍卫……”
郑群、郑孝根、郑希环三位，都是参加过韩战的复员军人。他们没有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却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其中郑群死得最惨，当他受伤倒下后，昏迷中被对方架起，对着他的胸口扫了一梭子子弹。
残暴，是针对无辜，践踏人类的文明；武斗，不过是鹬蚌相争，人类相互倾轧。谁也无法统计确切的数字，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而献出生命的何以数以千计！一场浩劫，无数冤魂。
呜呼，壮哉！悲哉！冤哉！
烈士？谁承认啊？！
接到电话通知，我把孩子留下请人照看，同公社武装部长王允西匆匆赶来增援。血气方刚取代了冷静思考，我冲动而不去计较后果，更不愿分析参加“武斗”的功过是非，总觉得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恨不得一步冲到“战场”，打垮对方。
此刻，西大门已经失守，我却全然不知。刚跨进“八一厂”南大门，突然，一梭子弹扫来，我和王部长吓得拔腿就跑。他们边追赶边叫喊：“前面那两个都是头头，别让他们跑了！”王部长有经验，拉着我一头钻进不远处的烟草地里。子弹从头顶嗖嗖而过，烟叶纷纷落地，我吓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追进去，他们就躲在里面。”一个端枪的人说道。一听这话，吓得我魂飞天外，心想，这回是死定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死到临头”的可怕、生命的可贵、后果的严重。我死了芸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还这么年轻……一种求生的欲望尤为强烈，我暗中祷告：老天爷呀，看在一双女儿份上保佑我吧！给我留条小命吧……
“头可断，血可流，捍卫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是疯狂年代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我是成天喊、到处叫，标榜自己是不怕死的英雄。今天，将面对死神降临的时候，我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早已荡然无存！口号也变成了“这能丢，那能丢，我的小命不能丢！”这不光是怕死，因为这样的死毫无意义！恨自己不听芸姐的忠告，后悔也晚了。
正当我绝望之际，忽听不远处枪声大作。
“那边又交火了，要不要去增援？”
“撤！”
一阵飞快的脚步声，渐渐消失……
好险哪，鬼门关前我拣了一条命！直到深夜对方撤离后，我们才敢回到厂里。混战中，这边被打死了八人（包括一名怀孕的女工）。看着血淋淋的尸体，听着参战者的描述，简直是惊心动魄……
他们为谁而死？死得不明不白。当战斗打到最危险的关头，他们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向对方冲去，也许他们在临死的一刹那，仍然确信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死得光荣，死得伟大，死而无憾。他们只知道自己“光荣”地走了，殊不知留下孤儿寡母何等凄惨？他们的坟头墓碑上永远也找不到“烈士”二字。倘若地下有知，他们向谁讨还公道？他们不但得不到历史公认的所谓的“烈士”称号，甚至还会被后人鄙夷地谴责，可谁又敢说他们滚烫的心不是“红”的……
他们的死，该由谁负责？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名分，才能对得起这些长眠地下的亡灵？
《红楼梦》里“好了歌”有这样几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一场武斗，两败俱伤。帮助对方来炉桥参加武斗的淮南市XX派头头XXX，定远县“X派”头头XXX、XXX都被“文革”后期“三结合”组成的红色政权判了死刑。宣判时，淮南市“军管会”专门发来通知：请炉桥革命群众前去参加“公判”大会。那天，炉桥去了一千多人，将一列火车装得满满的，甚至还有人没挤上车徒步走着去，淮南田家庵体育场上挤满了数万人。
定远县枪毙XXX、XXX时，头天晚上就有数万人涌进县城。大小旅馆均已住满，余下的多数人只能露宿街头。县“革委会”为了防止意外，用四台放映机同时在两个大广场放了通宵的电影。声势如此之大，“民愤”如此之大，群众“激情”如此之大，真是空前绝后。
若站在“派性”立场，当时的我是高兴的、激动的，庆幸我们经过“血雨腥风”、艰苦战斗，不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为死去的战友“报了仇”。可今天想来，心里仍是酸酸的，因为他们也是无辜的，不幸的。虽然后来平反了，但同样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已然成了枪下冤魂！他们为“信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而那些躲在幕后或直接参加指挥武斗的“革命干部”们却一个个安然无恙，后来“三结合”时仍做他们的官、享他们的福，如今离、退休后仍在颐养天年，这公平吗？
他们这些人是否活得心安理得，自感无愧于那些无辜的亡灵呢？
最可怜要数郑群的妻子姚文采，她为扶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茹苦含辛，从青春少妇苦熬到满头银发，葬送了青春，流干了泪水。从她那饱经苍桑、刻满皱纹的脸上，可以想像得出“武斗”给她带来多么大的伤害。而直接指挥这场流血事件的武装部长Z某，从未到过他的“部下”的坟墓前祭奠，也从未给死难者的遗孤们任何赒济。苍天作证，假如不是受Z某指使，他们绝不会白白丢掉年轻的生命！作为基干民兵的郑群等人，他们不能不听武装部长的调遣，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自觉行为。说到底，他们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动乱的岁月，记载着震撼心灵的历程。对“文革”的切身体验，切肤之痛，切心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感，只有在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的身上最为强烈。
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虽然运动后期受了些磨难，但比起他们来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毕竟活了下来。
望着眼前血淋淋的尸体，我心里在想：假如我也倒在枪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依靠何人？如果那样，岂不重蹈父辈的老路，让她们成了一对可怜的孤儿！
踏着星光，我向七里塘公社走去。此刻，我最想见到的是一双女儿。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