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长期以来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化遥遥无期？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人在“装睡”，他们不知道腐败吗，不知道专制的蛮横吗，不知道民众被耍弄吗，不知道自己不过是随时会被“割掉”的“韭菜”吗？但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因为他们被共产党灌输的价值观“催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决定其民主化的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决定民众投票意向的是他们的价值观。唯一能打破这种“沉睡”的，不只是民主化口号，也不单纯是“民主制度白皮书”，而是社会当中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红色价值观的对撞。
一、相熟不多谈，一谈就吵崩
今天在中国，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个社会现象，即相熟不多谈，因为一谈就吵崩。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对话者之间的价值观不同有关。
同一个微信群里的亲属、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插队知青、兵团战友们，对时事的认知差别越来越大，甚至语言对立，动辄争吵；当然，也有人会“和为贵”，避开争论的话题，但是他们各自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他们对同一条时事新闻的看法不同，是因为各自知识面、信息掌握量的不同？是不是多交流信息，彼此就能看法一致了？事实上，很多人会在争吵中拒绝接受更多的信息，也很难通过充分交流来沟通和形成共识；不少人仅仅是因为别人的看法和“上面”的说法不一样，自己就必须和“上面”保持一致。
这种对“上面”的政治顺从或者政治认同，对一些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约束自己的思维框架，这种思维框架就是，“上面应该总是对的，不要怀疑上面，不要随便乱讲、乱想”。这样的认知模式正是红色价值观的一部分，它的官名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止在中共治下如此，在苏联、在北朝鲜都一样。
中国社会中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了，不同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但到底什么是价值观、道德观，很多人是分不清的。因为按照中共的洗脑教育，“上面”的话就是民众的价值观、道德标准，自己不能有独立思维；所以他们也很难分清，价值观和道德观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中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就是对上面“盲从”，很多人认同“六四”镇压、迫害法轮功，并没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更不去独立思考，他们只是按照“盲从”在行事，甚至到了海外依然如此。
价值观和道德观并不玄奥。用最通俗简单的话来讲，价值观指一个人相信自己应当追求什么；道德观即什么事是错的，错误的事可不可以做。其实，所有人都有价值观和道德观，但是不同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源不一；有人是全盘接受了中共的红色价值观，有人是自己反洗脑，清洗掉原来被灌输的红色价值观，换成了自由民主价值观。
二、人生在世何所求？
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转，都以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为基本前提。价值观是决定一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影响这个人行动时的选择，特别是在有若干选择的情况下，自己主要追求什么，是他的价值观引导他作决定。人们的价值观通常包含一个序列，有些事物排在前面，有些排在后面，有的重要，有的次要。比如，有人把做一个正直的人排在前面，有人把对自己有利排在前面。
没有人生来就只喜欢孤独一人活动，人们都愿意与他人在一起交流，尤其在青少年时代的成长期，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友情比什么都重要。从人们的社会活动来看，人的价值观追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价值观，就是追求自我尊重、自我实现、自我愉悦和安全感；另一类是外在价值观，那就是要与周围人关系和谐，有成就感，希望获得群体归属感，想要被他人尊重。
按照不同的人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排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选择。注重内在价值观的人，比较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己觉得做得合意就行；注重外在价值观的人，会为了赢得他人对自己的好看法，而放弃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务；也有人是既注重内在价值观，也注重外在价值观。
这样讲，似乎价值观比较中性，不应该构成对时事政治那么尖锐的不同看法。然而，价值观从来与道德观是“孪生兄弟”，如果说，价值观主要是自我追求，那道德观就是他人对自己的约束。各种各样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搭配在一起，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行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其实里面同时包含着价值观和道德观这两部分，
三、什么事情做不得？
价值观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追求之取舍；而从个人行为来看，道德观比价值观更重要，因为道德观是人类社会里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的、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任何社会都不能单纯靠法律来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因为法律只惩罚那些明显违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合法的边界内，仍然存在着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的问题；有很多事可能做了以后虽不违法，却是不该做的。
道德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共同认知的是非标准，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慢慢形成的。做什么事是正确的，做什么事是错误的，错误的事可不可以做，这就是影响、约束每个人行为的道德观念。哪怕在原始社会里，人类也有那个时代的道德。原始社会打猎或采集来的食物，不应由采集者一人独吞，必须要交给集体，然后再由年长有威望的人或家长来分给大家，特别要照顾老、幼和妇女。
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会追求个人利益；但如果有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损害到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就需要加以遏制，否则这个社会就会陷入秩序混乱。道德标准的作用就是遏制人们对个人利益、对欲望的盲目追求。人类具有道德，这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人如果没有了道德，人的活动就会慢慢动物化，会变成不再关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些遵守道德的意愿；同时也还存在着某些贪欲，比如想要更多的钱。让一个人不完全按照本性和贪欲来行动，而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主要的约束因素就是道德。
一个人能不能得到他人尊重，是这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社会尊重来自他人，而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价，取决于这个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如果这个社会共同认为，不撒谎、不欺诈属于基本的道德，那某人不断欺诈或敲诈别人，大家就会认为这个人品行恶劣。
四、价值观和道德观从何而来？
在不同社会里，价值观和道德观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小孩出生后，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从何而来？社会学里有个概念叫社会化，指的就是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过程。一个人的社会化，是指青少年告别孩童时代、步入社会的过程；他们不再依赖父母，即将变成社会中的一个成年成员，在从幼儿到成年人的角色转换中，他们各自从社会上接受多种看法、话语，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三种人。按照青少年的年龄幼长阶段来分，起初是家长和老师的影响最大；到了青年时期则同伴的影响变得更大，但家长和老师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社会化非常重要，因为多数社会成员在社会化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后很少改变，将潜在地支配他们一生的行为。
中共建立政权之前，虽然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治演变，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还是相对稳定的。其中有一些内容陈旧落后，比如男尊女卑；但还有不少内容属于应当坚持下去的是非标准，比如诚实不欺就很重要；另外，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乐于互助这样的社会关系也建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中共建政之后，洗脑运动首先在成年人中展开，这同时也就改变了家庭教育对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影响，因为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不得不按照红色价值观对孩子洗脑。与此同时，学校教育则对学生强制灌输红色价值观，让轻信的孩童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些红色价值观。最后，家长和学校的双重红色价值观改变了年青一代的价值观形成之后，青年人同伴的相互影响也变成了以红色价值观的相互传递。这就是红色价值观的灌输方式，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就被渐渐弱化乃至出局了。
现在有些80岁以上的老年人回忆说，5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人多好啊。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对成年人还起著作用。中共铲除原有价值观的运动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高潮，文革初期青少年多半以为，党和领袖说什么都是对的，绝不可质疑；不仅如此，还要为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师生、亲属、同事、朋友之间则按照“革命”、“反革命”的标准界定亲疏。今天中国人看到北朝鲜老百姓对金家祖孙三代的顶礼膜拜，可能觉得荒唐可笑。其实，文革初期的中国人谁没经历过每天必行的“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跳过“忠字舞”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如今“忠字舞”并未老去，它走出历史，回到了人间，在广场舞里重现痕迹。
五、“喝狼奶长大”的数代人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小粉红”那么多，甚至“老粉红”也不少？早在2006年上海大学的朱学勤教授就指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扭曲历史，读这种书长大的小孩是喝“狼奶”长大的。教育是中共洗脑机器的主要部件，可以说，从未经历过民国教育的中国人，都属于“喝狼奶长大”的。
专制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政府强行介入青少年的社会化。社会化过程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府不干预公民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也不强制要求老师按照政府规定的教条去影响学生。而在共产党国家，极权主义政治本身要对青少年全面洗脑；共产党建政之后，必然要树立共产党灌输给民众的红色价值观和道德观，同时摧毁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
在民主社会，中小学教育没有统编教材和官方拟定的教学大纲以及强制背诵要求，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一种社会的自然传承；而在共产党国家，集权政治不但对社会实行强制而严密的管控，同时力图由官方灌输一套“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念”，以取代并摧毁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不但青少年教育如此，成年人也不得不按照“政治学习”的要求，把自己变成“社会主义新人”。
共产党国家必然要支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即实行思想专制，它不仅全面控制人的行动和言论，而且要支配人的思想，以此达到彻底地统治人的目的。所以共产党国家往往都会实施“思想改造”，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迫使老百姓学会“站队”，不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另一方面把所有媒体都变成喉舌，同时由当局统一编写教科书，“从娃娃教起”，把官方意识形态教条灌输到人们头脑中。
久而久之，老百姓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反复灌输的宣传教育充斥头脑，所谓的“受党教育多年”，其实也就是被灌喂“狼奶”历经有年。这种荒诞剧般的教育和宣传对某些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反而成了自我洗脑、摆脱红色价值观的理由；但保持红色价值观的人面对这种宣传和教育，便失去了对现实的分辨能力。年青一代中被“狼奶”“灌醉”的人比较多，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能力却很弱，于是他们在麻木当中形成了稳固的畸形价值观。
六、自发的反洗脑
当然，中共的“思想改造”不可能完全彻底，人们多少还存留一些与官方宣传不一致的想法，但为了在专制的政治环境里生存下去，大家学会了“公众场合讲假话，私下场合讲真话”；甚至到了海外的自由天地，他们还会不自觉地遵循这个“假话真话分场合”的信条。
共产党统治下，社会上大部分人出于现实考虑，不愿意或不善于独立思考，就自然而然地保持着自己在洗脑教育和洗脑宣传中形成的红色价值观。但他们也面临巨大的困惑，因为现实经常在拷问他们。比如，原来国企的厂长经理都是党员干部，一夜之间成了资本家。江泽民、朱镕基在位时支持这些共产党员资本家侵吞国家财产而致富，这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让很多国企工人既愤怒又迷惑。当大部分官员都涉入腐败时，共产党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口号也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面对这样的红色价值观迷茫，一些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会习惯性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教条，用拥毛来平衡内心对共产党统治的不满，这是一种精神无能和犬儒主义的表现。习近平反腐之后便利用了社会上这部分人的如此心理，试图用共产党执政初期的说教来拉住那些不愿意自发反洗脑的民众的心。
但是，对那些愿意独立思考的人来说，现实的拷问往往会激发他们自发的反洗脑行动。很多人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了这样的反洗脑行动，不少77-78级大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怀疑从林彪事件就开始了。反洗脑并不难，只要愿意动脑子，又善于发现与洗脑宣传不同的信息，就可能产生自我价值观、道德观的反洗脑效果。
独立思考的人之所以会重建价值观，其原因多种多样，其结果也多种多样。有些人是亲身经历或了解了与红色价值观对立的现实后，选择了正视现实，开始了独立思考；有些人身处逆境，为寻求个人的精神出路，从禁书或旧书里寻找答案；有些人则完全凭个人的是非判断去怀疑官版价值观，在怀疑中形成自己的想法。独立思考的人们之间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
现在很多国内的人“翻墙”出来看政治时评网站，不单纯是猎奇，他们往往下意识地在吸收着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播。今天人们认识到，人群里过去相熟的人现在的价值观彼此不同，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进步，它标志着，一部分人已经不愿意为了随大流而认同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观。这个社会进步正是制度转型最必要的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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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