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对抗中共威胁台湾的民主国家当中，出现了一种“小马推大马，盟弟责盟兄”的现象。所谓“小马推大马”指的是，在对抗中共的盟国当中，体量小的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匹“小马”，推着步履瞒珊的美国这匹“大马”往前走；所谓“盟弟责盟兄”，则是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两个“盟弟”对美国这个号称“领导”民主国家的“盟兄”动作迟钝狐疑有所不满。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民主阵营对抗中共威胁的这场斗争中，拜登当局空话多于行动，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决心去率领其他国家更有效地遏制中共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威胁。
一、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防务领域的《互惠准入协定》
日本与澳大利亚1月6日签署了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的《互惠准入协定》（the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这个协定是为了应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的威胁而开始两国国防方面的合作，这两个国家都把这个协定视为历史性的突破。
美国提出了防范东亚发生军事冲突的印太战略，其中主要的两个军事上的盟国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次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协议就是为了增强美国应对中共威胁台湾的能力。很明显，有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主动配合协作，美国在印太地区维护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压力会由两个军事盟友主动分担，对美国而言，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但有趣的是，关于这个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安排，拜登当局却好像是局外人。1月6日这个协定签订后，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并未就此发表任何声明表示欢迎和支持；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相关新闻只是关于美国和日本两国外交、国防部长会谈的消息。连1月6日和1月11日白宫新闻秘书的两次记者会也一字不提这件重要的事，记者们很“乖巧”地“忘记”了问与这个协定相关的问题，白宫新闻秘书也乐得不主动触及它。
由此可见，这个防务领域日本与澳大利亚的《互惠准入协定》，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主动协商订立的，而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大力推动、安排的。为什么白宫和国务院对这个能减轻美国在印太地区防务负担的重大安排似乎不感兴趣，连表示祝贺这样的姿态都不愿意做，这不是很奇怪吗？
二、盟国主动推进美国的战略—冷战史上第一回
这个协定表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军事盟友前所未有地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为进一步深化和落实美国的印太战略，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让防范中共挑起台海冲突的问题，从外交姿态进一步推进到军事合作。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是冷战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当年美苏冷战爆发时，美苏双方较量的前沿阵地在德国。当时美国的军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它同时打赢了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美国的海陆空三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而当时欧洲各国经过二战，经济凋敝，军力疲弱，欧洲的防务只能靠美国。所以，当时美国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带领欧洲各国，以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为主要武装力量，应对苏联的威胁。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全力在前线布阵，其他盟国助阵。当时苏联实行共产党的封闭经济制度，和西方没有经济来往，所以东西方阵营之间只有单纯的军事对阵问题。而在军事对阵方面，美国站在前头，其他盟友跟着助威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美国的盟友们彼此商量各自如何相互配合。
但中美冷战就不同了，前沿阵地在台湾，而中美之间、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都和中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美国防范中共的印太战略就不像当年在欧洲那样能一呼百应，因为很多亚洲国家都是首鼠两端，只要战火不落到自己头上，就不想明确出来站队。从价值观来看，针对中共的威胁，民主国家会有共识；但要亚洲其他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有一点军事力量的国家，站出来挺台湾、反中共，却有一定难度。而中共也不断用胡萝卜和大棒，既威胁又利诱，想减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公开支持。
在这种局面下，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协议，不只是带头巩固美国的印太战略，为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做出示范，而且是以印太地区国家的身份，主动开展印太地区的协调配合工作。比如，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有一些隔阂，而印度尼西亚对日本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和合作，所以日本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一些中共试图渗透的岛国展开了合作。这样的情形以前从未出现在美苏冷战时期的欧洲。
另一方面，日本和澳大利亚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敌对国家，当时大日本帝国是侵略者，双方曾经血战南太平洋地区多个岛屿；更重要的是，当年为了保家卫国，72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前后动员了近百万人参战，伤亡人数达10万人，而日本皇军曾经屠杀过很多澳大利亚战俘，激起了澳大利亚军队的强烈报复心，皇军战败时也有日本战俘被杀。有这样一个血的历史背景，现在澳大利亚和日本能携手为维持印太地区做出积极贡献，更是十分难得。
三、澳大利亚的担忧—“盟弟责盟兄”
就在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互惠准入协定》之前，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化澳日关系向中国传递强烈信息（Deeper Ties with Japan Send Strong Message to China）》，表达了对美国在印太战略的构思和实施层面的担忧。
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出：“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的优势之一是我们共同提供实质内容的能力，而不是口头夸大其词而无法取得实际成果。”这句话没有明说，谁是“口头夸大其词而无法取得实际成果”的一方，似乎是暗指美国，因为对澳大利亚来说，美国是它最重视的战略盟友，只有当美国方面的迟缓动作令澳大利亚不满，才会引发这样的担忧。
如果说以上看法只是猜测，那文章中的另一段话就把澳大利亚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了：“拜登总统明确表示，华盛顿希望其盟友加强自身的安全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和日本选择自助而不是联盟搭便车。我们越能塑造一致的外交和安全方法，美国就越有可能继续参与。尽管其目的是让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活跃，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仍面临华盛顿孤立主义情绪可能加深的风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澳日关系将成为对抗威权主义的安全关键”。
文章作者菅宁思（Peter Jennings）明确表示了三点。第一，“澳大利亚和日本选择自助而不是联盟搭便车”，它们不会等着美国完成有效执行印太战略的谋划之后，再跟着美国采取行动；第二，澳大利亚和日本要用自己的主动行动，“让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活跃”，这意思十分明显，那就是，美国目前在印太战略方面并不活跃，说得多，做得少，作为遏制中共的盟友“大哥”，美国本应做得更多；第三，“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仍面临华盛顿孤立主义情绪可能加深的风险”，这句话其实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对美国针对中共战略方针的担忧，澳大利亚和日本都不希望华盛顿决策圈只求自保、疏于行动、不愿主动落实印太战略。
读者看到这里就能理解，为什么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对日本与澳大利亚的《互惠准入协定》默不作声，因为拜登当局心知肚明，却无言以对。
四、“小马推大马”—-日本以重大行动落实美国的印太战略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极为密切，而最近日本以国策大转向的重大决定，主动为落实美国在印太战略和台海危机方面的军事应对铺平了道路；这对日本来说，不仅是国策转变，也是重大的牺牲准备，如果不是日本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不会断然采取这样的动作。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1月8日在脸书上表示，二战以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日美安保条约》本来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威胁而签署的，但今天其假想敌已经完全变成中国了，因此《日美安保条约》的目的和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当年美国主导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还有一个目的，即防止日本再军备，曾有美军高级将领把这个条约比喻成遏止日本的“瓶盖”；但今天美国的想法已经改变，开始鼓励日本再军备了，这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保格局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美国空军情报官瑞安·阿什利(Ryan Ashley)去年11月在防务论坛《岩上战争（War on Rock）》发表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比美国更模糊的立场，政府甚至常常压制内部力挺台湾的声音，而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置于地缘政治之上。但是，目前东京的战略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他们希望“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来保护”，包括加入对台湾的军事防御。
《美国之音》1月11日报道，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和使命开始大幅度转变。在最近刚结束的美日外长、防长会议上，日本对加强日美军事联盟、应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威胁，作出了新的重要承诺，包括美日设施的联合使用，扩大、重组对美军的支持，以及加强自卫队在日本西南群岛等地区的战备。日本防卫省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概要中说，日本将大幅度增强地区防卫能力。美军对中国武力犯台的任何有效反击，都离不开日本自卫队的支持，包括全面使用台海附近的日本各岛。
对日本来说，让美军使用日本的岛屿部署攻击型中程导弹和防空系统，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类似军事部署，就可以把打击和防空的范围覆盖到整个台海水域，构成对犯台共军的有效威胁，迫使中共不得不重新设计攻台战略和海军部署，使共军比起单独应对台湾国军来，难度大幅度增加；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的这些岛屿可能遭到中共的袭击，战火会延烧到日本。日本现在冒如此大的代价和风险来防范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当然是一个具有重大牺牲意义的国策转变；这并非单纯是因应美军的需要，更是面对台湾如果沦陷所产生的“唇亡齿寒”之可能局面，而不得不作出的断然决定。
美国空军情报官员阿什利的分析把其中的利害关系点得很透：“一个不仅愿意允许在其领土上进行战争、并愿意以自己的军队参战的日本，可以为华盛顿和台北的威慑努力提供决定性的优势。”
五、美国的应对
在中美冷战开始的2020年，川普总统对中共的反击十分坚决。而拜登进入白宫后，他对中共的态度比川普软化了，虽然最近他也通过外交压力，让中共在军事活动和对外威胁方面稍有收敛。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美国民主党内部现在的政治氛围与二战以后已经大不相同，它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欧洲进口的那套左派路线和思维，其意识形态的深层背景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导致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共“同源”化，使民主党对共产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缺乏透彻的认知；而民主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多少有一点彰显自己“政治正确”、以便与中共适当区隔的自我标榜。再加上美国教育文化界“拥抱熊猫派”的宣传和鼓噪，以及拜登刻意要与川普总统的对中共政策拉开距离，导致民主党行政当局对中共的态度多少有一些暧昧。其二，美国民主党为了巩固在国会山的多数位势，想尽办法要扩大票源，为此推出了一系列国内政策，造成了挤压军费的结果。
所以，中美冷战进入第二年以后，美国的应对显得力不从心，连白宫负责印太战略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承认这点。据路透社报道，1月10日在华府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一场线上讨论中，坎贝尔表示，太平洋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出现“战略意外”的地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巨大的道德、战略和历史利益”，但在帮助该地区方面做得还不够。
如果说，拜登当局在军事上的准备“做得还不够”，这还可以用军费不足和需要时间来搪塞，那么，在印太战略的经济层面美国也一无所策，就只能说是拜登当局一年来的故意不作为了。
去年12月1日坎贝尔出席了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主办的印太地区研讨会，主持该研讨会的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富里洛夫（Michael Fullilove）问坎贝尔，“我们知道，与过去的冷战相比，经济现在和将来都构成了地缘战略竞争的一个更重要部分。你最近说，没有一个有关印太地区的经济战略，就像有一只或两只手被绑在你的身后，也许还有一只（被绑上的）脚……美国要怎样才能挣脱束缚，真正为印太地区制定一个经济战略？” 坎贝尔面对这个坦率而尖锐的提问，言不及义，旁顾左右而言它，始终给不出一个清晰的说法。这表明，美国过去这一年来，在对中共的经济政策上始终狐疑不定。
美国是稳定印太地区局势的主要力量，也是中美冷战中能够有效阻止中共对外扩张野心的主要力量。这种状态决定了，民主国家的联盟必须和美国共同努力来应对中共的威胁；但正是由于美国“做得还不够”，所以，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们，像日本和澳大利亚，就需要自己主动积极地相互合作，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美国的安排。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互惠准入协定》标志着，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主动推进印太地区民主盟友之间的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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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