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高谈“东升西降”，年底却被迫承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共当局又一次自我打脸。因为中国经济的现实，戳穿了一串串漂亮的肥皂泡。根据中共官方数据，2021年一、二、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18.3%、7.9%、4.9%。可谓直线下降。四季度，一些研究机构估计可能破“4”。
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一再下调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从6月的8.5%，到10月的8.1%，再到12月22日的8%。世行还预测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幅放缓至5.1%。（顺便说一下，世行与中共关系之密切，在2021年还爆出了一桩丑闻——调查发现，世界银行领导人2018年不当施压下属，给予中国等国更高排名；随后，世行取消了对世界各国商业环境进行评级的“Doing Business”报告的发布。牵涉其中的领导人包括时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以及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从中共当局到世行都不看好2022年中国经济，表明中国经济的衰蔽已相当严重了。但是，有些人，主要是持“中国经济奇迹论”的官员与经济学家们，却有另一番观点。
例如，2021年4月18日，林毅夫在“上海之巅读书会”演讲时说，“中国到2028年，或者宽松一点到2030年，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我判断实现6%左右的增长没有问题”。
此论或令一些人惊愕，但对林毅夫，则算一以贯之。他2012年就预言：中国从2008年以后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事实上，2008年北京奥运后，中国经济就走下坡路了（同时，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也步入深刻调整阶段），虽有“四万亿”刺激带来短暂反弹，增速却在2011年之后持续下落，先后“破8”、“破7”，到2019年只有6.0%。这还是官方公布数据，至于内部数据或者学者估算数据，就惨不忍睹了。
2020年以来，疫情突起，中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但中共狂吹“抗疫成功”、对比西方的“制度优势”、“率先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2.2%（30年来首次低于台湾），却标榜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实际上中国经济已是风中残烛了，2021年的“出口景气”也无法阻止增速的下滑。
但林毅夫们对这些好像并不以为然。林毅夫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两个优势，一是后来者优势，一是换道超车优势。前者是指中国与美、日、德、韩的人均GDP差距还很大（这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后消化创新，创新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发展速度也比发达国家快。后者是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产品的研发周期变短，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而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甚至还有优势；如果以生产软件产品为主，中国还具备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产品应用市场的优势；如果以硬件生产为主，中国也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产业配套。
2021年12月，林毅夫在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言之凿凿地说，2019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22.6%，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时和美国的差距处于同一水平，此后16年这三个国家利用与美国的差距所具有的“后来者优势”，保持了年均9.4%、9.6%和9.0%的增长，扣除人口增长，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带来的增长则分别达到8.6%、8.6%和8.1%的年均增长，即使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不增长，在2035年之前单纯依靠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具有保持8%的增长潜力。
但是，林毅夫恰恰无视了中国经济与美、德、日、韩的异质性问题：不仅基本国情、经济结构、规模大不相同；并且，所处国际环境也不同；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迥然有异。因此，两者不能简单类比。
而且，第一，学术界业也指出：既存在“后发优势”，也存在“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后发劣势”是指，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到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就当前中国来说，“后发劣势”已经走向了极端。这是因为中共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跛足的，而就是这种跛足的“改革开放”现在也难以为继了（例如，习近平2022年新年贺词打破惯例，只字不提“改革开放”一词），“向左转”的势头越来越猛了。
第二，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发展主要依赖于人、依赖创新；但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是自由的人，拥有基本人权的人，他们的主体意识、人格意识、权利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们才能的充分发挥是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而这与中国现实是明显冲突的。“用脚投票”的财富、技术精英越来越多。因此，中共的经济社会制度与政策体系，已成为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最大障碍。
林毅夫的理论和观点，在中国从不乏反对的声音。而2021年中共当局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之名，整肃互联网科技巨头，对平台经济、教辅、娱乐、房地产等等行业使重拳；如“国进民退”；如高唱“共同富裕”，这些都不仅重创了中国经济，也重创了林毅夫“每年8%的增长潜力”论。
2021年已经过去，但中共在2021年所表现出的“权力的任性”、“政策风险”却依然延续着。从这个角度讲，2022年的中国经济，真是令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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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