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学者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的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他就是顾准，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因为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讲真话，一生饱受磨难，两次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长期的逆境中，顾准依然坚持独立思考，默默耕耘，留下了许多精神遗产。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后，在知识界引起轰动。
顾准之死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肿瘤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
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是能见上子女一面。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
经朋友们反复劝说，顾准含泪忍痛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流着泪对他的学生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
然而，直到临终的那一刻，他的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1974年12月3日，风雪夜，顾准含恨离世。
顾准小儿子的回信
当时，顾准在内蒙古插队的小儿子顾重之回信表示，坚决不回来。信中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大约在1966年底，在外地劳动改造的顾准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薄薄的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他的4个子女的签名（当时他长女不在家）。此前，他的妻子汪璧已向他提出离婚。
旷世奇才
顾准1915年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12岁，到潘序伦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实习生；15岁，以其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岁，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教材，被各大学采用；20岁出头，在担任高级职员的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当兼职教授。
1935年，顾准在北平加入中共，后辗转上海、苏南、苏北、延安、山东“搞革命”。1949年5月，34岁的顾准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成为远东最大城市上海的财经总管。
被撤销所有职务
1952年，毛泽东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顾准既没有贪污，也没浪费，更没有官僚主义，却在“三反”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奇怪的是，顾准所受处分，在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记载，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顾准到底犯了什么错？其实，也没什么错，就是敢说真话。当时，中共财政部长薄一波主张以民主评议的方式征税；而上海市财政局长顾准却认为，上海企业一般都有健全的账册，完全可以依率计征。顾准在征税问题上顶撞薄一波，是他挨整不便言说的原因。
顾准才华横溢，敢于直言，早就成了某些妒嫉心极重的高官的眼中钉。这可能他被革职的真正原因。
第一次被打成右派
1956年，顾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57年，他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场价格、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文章特别指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
当时，中共正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苏联“老大哥”的实践，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顾准居然提出要搞“市场经济”。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顾准的观点被定性为严重的右派言论。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联合考察团，就共同开发黑龙江水利资源与苏方专家谈判。那时正值中共对苏联“一边倒”时期，一些人见到苏联专家，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可顾准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在坝址的选择上，与苏方争执得很厉害，还对苏联专家傲慢无礼的态度表示不满。他的言行被人记录下来，悄悄汇报到北京。
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看到顾准的言论后，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康生一发话，顾准被打成右派。
之后，顾准先后被下放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河北商都等地劳动改造，承受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苦不堪言。
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顾准下放河南商城。从1959年秋冬起，4个月内，这里饿死农民近百万。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
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在日记中写道：“（从现在起）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真正努力的方向。”“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第二次被打成右派
1962年，顾准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但讲真话的秉性不改。
1964年，在经济所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一边倒的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说：“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话音刚落，顾准便被当作“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遭到批斗。
1965年，顾准有一外甥，在清华大学念书，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主管文教工作的康生的注意。康生想从顾准的外甥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顾准、孙冶方、张闻天，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
1965年2月，康生一声令下，顾准被秘密逮捕，并被隔离审查4个多月。查来查去，没有查出顾准与孙冶方、张闻天有什么秘密的“组织”联系。但是，鉴于他态度顽固，1965年9月，顾准被打成“极右派”。
之后，顾准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改造。由于他是“极右派”，脏活、重活、累活都属于他。有一次，造反派在田头批斗他，说他“偷奸耍滑”。顾准就吐一口痰出来给他们看，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
不服就打。造反派立即上去摁他的头，打他的头。打也不服，那就再打，一直打得他伤痕累累。然后，造反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顾准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
逆境中的思考
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苦难压垮，“学术研究”和“复兴中华”这两个使命引领他在漫漫长夜里，一直在积累、思考、升华。
1972年7月，中科院经济所下放到河南干校的人都回到北京。当时，中共的政治运动不断变换主题。顾准回京后，像他这样的“死老虎”反倒没有多少人顾得上了。那时，他的妻子已经自杀，孩子们都不理他，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自知来日不多的顾准，拚命读书、研究。他在图书馆里争分夺秒地查资料，做卡片，写笔记，终于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字的论著。
顾准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终于有机会看到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1984年2月，他的大女儿顾淑林写道：“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结语
1949年中共建政后对待知识分子的做法，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迫使知识分子放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党的驯服工具。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甚行之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中共的强权面前屈服。
顾准是极少数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仍保持独立思考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却遭受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
直到今天，顾准的悲剧并没有结束。谁敢独立思考，谁敢讲真话，中共就打击谁。中共不亡，中国人不可能真正自由尊严地生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