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伊始，微博突然热转“上海小红楼”（赵富强涉黑案），及至12月5日凌晨，评论区显示不少诸如此类的留言：“6亿流览量说不见就不见了”，“有点悲哀。#上海小红楼案件始末# 讨论这件事是违反哪一条法律了”。其实更悲哀的，沪媒集体沉默。上海没有一家官方媒体、主流媒体，甚至一家自媒体发出相关声音。
上海小红楼在12月初得以重上热搜，因为当年主审的法官刚刚在11月落马。2020年12月，上海小红楼案终审，主犯赵富强被判处死缓。2021年1月，财新周刊报导《上海“小红楼”黑势力覆灭始末》。到现在，已有不少网媒报导根据判决书抽丝剥茧。
案件主人赵富强，1990年代，自江苏来到上海杨浦区做裁缝；2000年前后，在裁缝店外开设了两间美发店，做的却是卖淫的行当；2004年起，从多家国有企业低价获取大量出租房源转租牟利，曾控制店面多达1300余处；2014年，赵富强租下区政府旁边的一栋大厦，该场所被坊间称为“小红楼”，就是性贿赂被邀请到这里的各路官员。2019年5月案发，2020年9月一审赵富强被判死缓，同年12月终审维持原判。以上是案件主要时间轴，赵富强犯罪时间横跨20年。
案发主要经过：一名受害女性2018年向上海市委等多个单位第一次检举，2019年又向杨浦区公安局报案，后来，又实名举报了涉足小红楼的多名上海官员。但赵富强处处有保护伞。直到2019年5月案发，杨浦区委政法委书记卢焱通过杨浦分局副局长岑宏权了解到赵富强已被立案调查，遂向赵富强通风报信，劝说其尽快离开上海，赵富强当晚逃回江苏老家。
试问，2019年上半年这次举报，如果不是恰逢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坐镇”上海的话，受害人是否能够举报成功，也就是赵富强的保护伞是否最终撑不住，恐怕都是个未知数。
舆论还聚焦一个细节：“女留学生上海求职，却被骗入小红楼毁一生”，当时赵富强已经接手了上海法治天地频道《平安上海》的栏目，并对外招聘节目女助理。例如，曾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留学生应聘后进入“小红楼”大厦开始，她就已经没了出去的机会。据披露，2017年，女方第一次逃跑报警，结果警方把她原封不动的送回赵富强手里。后来二度逃跑时，赵富强赶到派出所直接就带走女方。多年来，还有无数受害女性，怀着莫大的希望去找警察的时候都被送回去了小红楼，甚至对这些女性不断逃跑表示，“你搞不过他的”。
此一案情也让微博网友表示，“求救成了赴死”，这就是传说中的“平安上海”。
在2013年3月4日上海举行“平安上海”建设推进大会上，履新不久的市委书记韩正指出，“平安是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让人民平平安安地生活学习工作，……要重点打击涉黑涉恶刑事犯罪、诈骗等犯罪活动，始终关注舆情民意，综合运用各种媒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据报导，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主持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丁薛祥动员部署下一阶段“平安上海”建设工作。市领导徐麟、尹弘、薛潮、时光辉、姜梁，应勇、陈旭出席会议。
若根据这次官方新闻通稿，2012年决定建设的“平安上海”，是作为中共十八大、韩正升任上海市书记的一项“大政绩”。2016年7月，《平安上海》电视栏目正式播出。2017年2月，中共十九大换届年，韩正平出席当年度“平安上海”建设推进大会。
也就是说，韩正在2017年“平安上海”大会上细数相关成绩时，黑社会头目赵富强接手了上海频道法制栏目《平安上海》，赵富强的大本营“小红楼”，就座落在上海市中心、杨浦区政府旁圈养无数性奴为政府官员提供24小时性服务。所谓的“平安上海”，一个区的政法系统就能筑成一道墙，堵住受害民众求助公检法的出口。
因此，上海小红楼案如果只是聚焦“性虐、强奸、强迫取卵、卖卵、代孕”等内容，那就已经模糊事件的核心问题，那就是赵富强在上海滩为非作歹这20年来，几乎整个上海政法系统瘫痪，全员腐败。
实际上，在1990年代，赵富强还只是一名小裁缝，2000年开始做起拉皮条生意，假设这个时候，上海公检法能够确实治安，赵富强还有机会从一名老鸨变成敛财10亿的黑金帝国控制人？他还有“恶贯满盈”的机会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小红楼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不是赵富强，而是上海政法系统。
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曾有多个新动向，其中，政法系统打虎力度始终很大。政法系统之所以成为腐败重灾区，这对于关注法轮功迫害事件的人来说，都能够知道一个真相，从1999年7月江泽民公开迫害后，执行这场迫害政策主力的政法系统就出大问题了。
这次小红楼案发后，上海杨浦区政法系统“地震”，目前杨浦公检法等13名官员牵涉其中，有人只判了2年不到的有期徒刑，主犯赵富强则逃过死刑。
而今，随着当年主审法官被查落马，舆论再度发酵，除了这个案子显然应该重审之外，上海小红楼20年来，应该不只13名官员去过红楼享受过服务，不只这13名官员充当保护伞。上海官场心照不宣，还有更大的官没有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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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