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消息，把中国的人口问题，从远期的恐慌，变成现实、当下的焦虑。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中国统计年监2021》，显示2020年大陆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43年来新低。消息一出，引爆网络。
另一个消息是，中国2020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出现了连续7年下降、近17年中的新低，网络翻车，一度冲上热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导，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表示：“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区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的原因是，多年以来，从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一直有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中国人口世界第一，是一种能够带给国民自豪感、优越感的惯常说法。
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早在2021年4月29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然而，从种种证据，这个声明是有问题的，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说，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不到14亿。这是自1950年代末大跃进以来报告的首次人口下降。
美国大学里，教授们在课堂上讲授“国际营销”、“国际商务”、“世界经济”之类的课程时，英语教科书中都有“Shuifen”（水分）这个专有名词，就是形容中共政府统计数字虚假的程度。
中国大陆人口负增长，目前较多的说法，认为与计划生育的较大的关系，这样的判断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近一时期各方面专家都有论述，我们在这里不作展开，只做简要的概述：
计划生育怎么来的：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共军方统计与美国伤亡比为1比5到1比8，依此计算，中共要打赢美国，人口最少五倍于美国。这是毛泽东坚决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
三十年过后，人口大幅增长，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认定“可以避免世界大战”，而且不再输出革命，不再与美抗争，因此下令执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在每一次的改革，中共都会特意留一个“特区”，来观察政策的执行效果，到底怎么样。
据《南方周末》报导，计划生育的特区，选择在了中国山西翼城，从1985年7月开始实施二胎试点，至2013年经过了整整28年的试验，实际情况表明放开二胎不仅未导致人口暴增，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准。但是中国“人口特区”只有一个山西翼城。
这篇文章还指出，仅在亚洲，就有包括日本、韩国、以色列在内的1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而在欧洲，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中国大陆。可见人口不是负担。
出生率下滑的根源是什么？
计划生育是造成人口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从2000年之后，造成人口下降、以及目前年轻人不结婚、躺平的原因，却另有原因。
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个是在城市，一个是在农村。
在城市，出生率下滑与房地产直接相关：
西南财经大学曾经的一篇《高房价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房价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经验分析》的论文，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商品房均价每上涨1%，生育孩子意愿数下降约0.2个。高房价才是导致生育率下滑的根本之所在。
中国宏观经济学者任泽平认为，“初婚推迟效应”及离婚率攀升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压力、婚育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从1998～2018年，中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米上涨至8544元/平米。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
城市的高房价像涟漪一样荡开，城市周边、农村无处可逃，只不过农村县城的房价便宜一些，但是对应他们的收入水平，房子、教育、医疗，同样是农村百姓的“三座大山”。
房价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
伦敦房价高，韩国首尔房价高，纽约房价高，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就能看到中共治国带来的房价，到底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目前，中国住房市值为63万亿美元，美国为34万亿，日本约10万亿。中国股市总市值约15万亿美元，美股总市值39万亿美元，日本股市总市值7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中国的住房总价值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而美国的股市总价值是中国的两倍多，这样看好像差不多。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住房总价值是股市的4倍，而美国、日本住房价值与股市价值几乎是在一个水平线、一个数量级上，房市与股市是一个几乎相当的水准，这是一个正常的经济。
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共一度宣称，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欧美的城市化进程，西方国家一百年才做成的事，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完成了，大家用常识想一想这可能吗？这里面难道没有什么问题吗？
从中共官员任期到“土地财政”的核裂变
在2000年之前，中共官员的任期一般是三到五年，但是此后的二十年，中共官员任越来越短，有的甚至一两年就要跳级、升迁。
升官凭什么？凭政绩，也叫“政绩工程”，当然是一眼能看出来的，比如城市大广场、超层高级建筑，或者一个还任何生产线都没有的“工业园区”，中国地方债务公开的就有40多万亿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官员制造业绩升官，然后当新的官员上任时，前任的业绩一定会抛开、另立山头，因为延续前任的业绩对新任没有意义，所以前任的工业园区一定会烂尾，这就是地方债数十万亿的根本原因。
那么，官员的政绩工程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呢？——土地财政。
有两个事情，是过去二十年中共对于“土地”采取的政策：
在2000年之前，中国住房是公有制、分配制，从2000年改变为商品房、市场供应，从2000年开始，当中共官员第一次体验卖出土地，换来巨额的财政收入时，无不震惊，几乎是一夜之间，地方政府的像核裂变一关，拥有了让官员实现“宏伟梦想”的资本。
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2001－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从1296亿元增长到2.9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6.6%上升到76.6%。
2010年，中国社科院发表蓝皮书，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推高房价”，蓝皮书尖锐地指出，地方政府得上了“土地病”，导致房地产发展绑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怎样找到更多的土地
城市的土地是有限的，怎样找到更多的土地呢？中共在1949年，把全中国的土地从私有制转为公有制，在过了50年后，到了2000年，共产党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农村。
1、对于大城市、省会、发达城市周边的农村，中共采取强制“农转非”，就是强行收回土地，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而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政府卖地生财。
在这些大城市的农村，本来以距离大城市为一种荣耀，没想到等待他们却是“灭村运动”：
2004年10月21日，中共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为农村与城市置换用地指标开辟了法律通道。
被广泛引用的一个区域性数据是在山东诸城，行政村编制被全部取消，数千个自然村落、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社区，70万农民正在告别世代居住的老村，搬入社区。
在“灭村运动”，全国耕地减少1.25亿亩，超过河南全部耕地面积，相当一个主要的产粮大省消失了。
2、对远离省会、大城市的农村地区，这是8亿农民所在，是真正构成中国人口的主体，中共却要把人口从农村向县城集中，因为“县官”也想制造政绩工程往上爬，他也需要“土地财政”。
这是一个说到这里，摧人泪下，心情难以平静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
从2001年开始（又是2001年）， 中共正式开始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具体说来，就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县镇。从表面上看，中共的说辞是“撤点并校，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将教师不愿意去的学校撤掉，集中到县镇办学，提高所有学校的办学质量”。
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农村百姓，虽然贫穷，可是就这样自然生活着。
然而，“撤点并校”却让数以几亿的农村百姓无法安排生活。
2012年11月16日，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10年农村学校减少了一半。”
1小时4所农村学校关闭，假如说一个小学校按两百人计算，就是八百人，1小时这么多的农村子弟失学。大家知道嘛，二战时期，希特勒是多么重视教育，二战期间德国的教育，农村教育没有中断。
大陆门户网站搜狐报导，“撤点并校”后遗症增加学生负担而提高了辍学率，因为大量贫穷的家庭，他们无法在县城购买商品房，而如果每天往返在县城、乡镇的学校，对于幼小的儿童是无法承受的，几十分钟的路程，变为数小时，有的甚至要走6、7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因此，农村辍学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
大家对于留守儿童，这个词不算陌生了，中共官方的数据是全国共有6000万留守儿童，他们有的一年能见到一次从外打工回来的父母，有的一年也见不到一次，缺乏关爱，没有教育。
有一个事情，大家或许有印象，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集体喝农药自杀。中毒身亡的4名儿童，1男3女，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知情村民向澎湃新闻透露，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穷得只吃玉米面。
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腾讯网在2011年曾报道，一位10岁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曾渴望得到一盏台灯。
央广网在2019年报道，12岁女童哄骗奶奶自杀，12岁的留守女童露露哄骗奶奶去买农药，假装是豆奶，俩人一起喝下。梁奶奶已经80岁了，一直都是和孙女相依为命。因为贫穷，儿子儿媳一起外出务工。
这是怎样的悲剧？一个21世纪的大国，教育投资甚至低于非洲，这些消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是看不到的。
前不久，中共六中通过了所谓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在决议中称国民党为反动派，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国民党“反动派”的领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全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了多少？
据大陆门户网搜狐历史报导，蒋介石政府重教育抗战期间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
面临战争，国民政府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大家都想上前线打仗。
蒋介石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国民政府元老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如果国民政府不离开大陆，中国将会怎样？将会怎样？可惜时光无法倒流，历史没有假设……
抗日战争，四万万中华同胞战火中，虽然有苦难，但是心灵却得到了升华。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农村的亿万儿童，却因为中共抢夺土地，而卑微地生存着，他们甚至忘记了活着是为了什么……
回到本期的话题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置疑，“撤点并校政策降低了生育吗？”作者为江涛，他写到：近年来，撤点并校政策导致全国各地的小学数量大幅减少，这可能会引起养育成本上升，从而抑制生育需求。
也就是说，中国人口下降，在2000年之前与计划生育有直接关系，但是2000年之后，当中共把土地做成了生意，五千年来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大陆土地的人民，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王道乐土”再也回不来了。
据路透社6月7日报导，穆迪在7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中国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的新政策可以支持生育率，但不太可能极大地改变全国的出生率，这意味着老龄化仍将是一个对信用负面的制约因素。”
虽然中共通过近几十年轰轰烈烈的房地产“圈地运动”，制造了中国高增长的假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也给中共自己埋了无数的“定时炸弹”，中共的掘墓人就是中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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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希望之声／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