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6日讯】中共采用信息封锁、行政控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阴损招数控制百姓。如封锁信息，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一般读者无从对新闻进行比对选择。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一、信息封锁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统一舆论，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阅，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封锁信息，一般读者无从对新闻进行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多数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和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的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批斗会，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使人具有“阶级敌人身份”，让人沦入贱民阶层，从而不具有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三、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伟大领袖”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份子中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是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是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四、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群众运动”的作用
“群众运动”对中共的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份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未完待续）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