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3日讯】
第十二章 务农第十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
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而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慑𫐄，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着，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一贯重农。太宗在《帝范》中，亦将“务农”与“阅武”、“崇文”并列为三大国策。
这有现实之需。隋末战乱，天下衰敝，例如隋炀帝即位时，全国户九百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而太宗时户不满三百万。太宗重整乾坤，以重建农业经济为基础，因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故本篇开始即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那又主要有哪些做法呢？
其一，恢复籍田、亲蚕古礼。历代劝课农桑，帝王有籍田仪式，但东晋后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据《旧唐书‧礼义志》记载：“太宗贞观二年正月，亲祭先农（祭祀神农），躬御耒，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其时，太宗在长安宫北苑建先农坛，长孙皇后于贞观元年、九年两次率内外命妇亲蚕。这些，文武百官和普通百姓都为之鼓舞。
其二，推行均田、租庸调制。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永远持有），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官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征收租庸调。这个制度使田纳租、户输调（交纳绢、绵或布）、身服役，负担均分，而且达到轻徭薄赋的目的，例如口分田八十亩，只纳粟两石，等于四十分之一，庸（服役）年二十日，仅及汉三十日之三分之二。研究者说，这使千千万万自耕农户在土地兼并的风浪中，保持住他们的一小块土地，是唐代隆盛的四大基础制度之一。
其三，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太宗怎样“不失时”呢？请看两个事例。一是贞观五年，主管大臣想在二月里为皇太子举行加冠礼，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另一件，太宗喜爱狩猎，但每次狩猎都选择在农闲时间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年间太宗总共进行七次狩猎，都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
太宗为什么能做到这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太宗的“克己自励”，完全出于一片仁心，有时竟至于神奇。史籍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大概，太宗的仁心真感动了天地。太宗仁心，也远远超越了阴阳家所讲的禁忌。太宗讲皇太子加冠礼改在十月举行时，有大臣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太宗“务农”，在现实之需之外，还有一层用意：导民向善。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不是仅仅出于物质考虑，更有其精神指向，这是中华文化神性之一体现。
以农立国的精神指向，《吕氏春秋‧上农》说的十分坦白：“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领导他的民众，是因为首先致力于农业。使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时，不是仅仅为了种地而获得利益，高贵之处是陶冶他们的心志。……百姓舍弃农业从事工商，就会喜好耍弄智谋，喜好耍弄智谋，行为就诡诈多端，行为诡诈多端就会在法令上耍机巧，把对的说威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也说：“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太宗也深有同感。因为太宗的治国理想是使民风淳朴、直追三代，而“务农”就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能同时达到孔子所说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效果（《论语‧子路》）。
贞观十六年，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太宗说了这么一段话：“……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由此可见太宗的一片苦心！
从某种角度讲，“贞观之治”就是建立在“务农”基础上的。而唐之被称为“盛唐”，恰是因其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
附录：“务农第十”大意
穿衣吃饭是人的天性，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粮仓里堆满粮食之后，百姓自然就懂得讲求礼节；达到丰衣足食之后，百姓自然就有了羞耻之心。所以我亲自在东郊种田，为的是给百姓做示范。国库的粮食如果没有九年的储备，就不能抵御水灾和旱灾；家中衣服如果没有一年的积存，就不能抵御冬天的寒冷。如果出现饥荒而百姓缺衣少食，就会盗贼四起。百姓都去追求牟取暴利的商业，使农业生产和纺织废绝，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让一个人去耕种，去养活一百个人，这样做的害处比秋天的蝗虫去吞噬庄稼更大。治国大计，没有什么比尽力消除浮糜奢华的不良风气更好的了，劝勉督促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耕种和纺织，使百姓重新回到重视农业的根本之路，社会风俗也会因此变得真朴淳厚起来。这样，人人都会怀有仁义之心，也就永远断绝了贪财好利的后路，所以务农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以上这两个方面，是制驭风俗、掌握天下的关键。
君主育化黎民百姓，主要借助刑罚和仁惠两种手段。施仁惠能使民心所向，风俗纯正，恩泽所及，人们就如同在严冬中沐浴着春阳；刑罚可使坏人恐惧，也可以使天下的臣民变得像车辕之中的牛马那样驯服，坏人如常感脚踏刀刃头顶雷霆，就不敢为非作歹。因此，必须威慑和仁惠一起使用，刚柔并济。制定了刑法之后，人们就不敢去违犯，用商鞅搬移圆木给以赏金的办法树立威信。如果赏罚分明，那么人们对于善恶是非就区别开了；多施仁惠，诚信爱民，那么不论远近，人心都会安定。鼓励人们从事农作，那么饥饿寒冷就不会发生；遏止奢华艳丽，国富民强的景象就会出现了。君王如果以仁义和诚实的风范引导天下，百姓就会服从实行起来就会像风过草倒一样顺理成章。君主如不知节制欲望，臣民就会好逸恶劳；君主如不能严于律己，却去禁止别人不做坏事，就像是怕火燃起，却用加上柴薪的办法去扑灭火焰；也如同讨厌池水浑浊，却自己动手不断搅动，希望它能澄清一样，这是办不到的。还不如先从自己做好开始，尽管你不说什么，民心风俗也会因此而变好。@*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