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前比较粉红，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我爸有时候在家会说国外怎么怎么好，中国有什么什么问题。那时候我居然就会说：你为什么老说中国不好！崇洋媚外！ 然后我就真的会生气！！！所以我真的很理解小粉红的心理，这个国和他们的感情是绑定在一起的，就像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一样，也许他们知道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任何外人去说那就不行，那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了，他们就会认为：你怎么不说别人？！你怎么不说美国等等。
所以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中国的教育，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的高强度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输入，把爱国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和感情里面。这是不允许批评的一种非理性的畸形的爱。
至于我是怎么觉醒的，可能还是因为我爸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不会直接跟我说什么太多的东西，就算我问他‘共产主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种问题，他也是启发式的开放式的让我自己思考，并不直接说他的答案。然后就是他培养我看书，阅读。给我订了一些文艺方面的杂志，慢慢的我就会去思考更多更深的东西了。大学时候就真正自我启蒙了”
“小时候真的算是资深粉红了，现在想想自己过去的一言一行实在太可笑了，感谢大学时期的启蒙老师，给我传播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可惜啊，现在的孩子再也不会有机会接触到那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大学时代了。”
“看了葱油们的文字，感慨良多，也打算简单地记录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毕竟现在的中文社区里已经很少有能够记录这些东西的地方了
我是一个在墙内长大的人，而且是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小城长大，从小就接受那一套纯正的党国教育， 墙内的80/90后葱油上小学时或许还上过一门叫做“微机课”的课程，主要是给小孩做一些电脑方面的启蒙，现在不知还有没有，微机课上教的无非是打字，开浏览器，搜索网站之类的操作，我还依稀有一点记忆，当年的微机课教材上关于搜索的这部分里是有google的（那时候百度之流也不成气候），那时候我认知中的搜索引擎就是google，也学会了上很多网站，当时的中文网络虽然简陋，但比起现在简直就像是别的世界一样，或许这便是启蒙的土壤吧
但仅凭一个小孩子的浅薄认知是无法去抵挡党国教育的毒奶的，直到小学毕业以前我都还是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写在笔记本上的小粉红，不过比现在的粉红要强一些，因为不管从小被灌了多少毒奶，我都一直无法理解对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国人的盲目仇恨从何而来，看了抗日神剧也只觉得非常假，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接触到的优秀作品太多，很多外国影片都是直接在电视上播的，抗日神剧这类东西当年算是不入流的玩意儿了
我小时候也对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其中一个疑问便是‘党是什么’，小时候即使查了字典也一直不理解‘党’这个东西的概念，而且问过很多大人，他们对‘党’也是含糊其辞，有的人说是管理国家的人，这就更让一个小孩子费解了，管理国家的不是‘政府’么？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便是共匪故意混淆党、国、政府的概念，让中国人认为党=国=政府，而且在宣传中特别鸡贼地只用了‘党’这一个字来代表共产党，就像训练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听到‘党’字就天然地将其与中国，与中共挂钩，小时候的我不可能看得见这样的联系，而‘党’在我心中也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不明所以，根本谈不上信任，更不要说爱党了，当然，也可能是我资质愚笨，但这种愚笨也未必不是好事情（笑）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墙内的负面新闻，其实在墙内那么多年，苏丹红、地沟油、毒奶粉、温州动车事故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当年再怎么粉红的人也多少能认知到自己的韭菜本质，不过胡温时代会给人一种麻痹感，让人认为还有向上改良的余地，当年很多批评政府的人也未必反共，而是有一种在行使‘监督权’的错觉，墙开始渐渐筑高的时候，‘绿坝’和‘和谐’还是一种讽刺词汇，还能笑谈蒋公剿匪不力，方滨兴演讲时还会被丢鞋子，我觉得，但凡是正常人，即使不反共，对政府的做法多多少少都会有意见的，从这些意见里就产生了讨论民主的土壤，还有少量明确持反对意见的媒体，譬如南方系，我还记得南方系曾经在某年写过一篇振聋发聩的元旦新年词，并且当年的中文网络上居然能正大光明地讨论宪政民主，放在今天都是不敢想像的。
扯得有点远了，再说回自己的事。上面那一段所述的网络讨论环境对我影响非常大，上初中的时候，墙头已经慢慢加高，google. cn慢慢地无法访问，外网也渐渐消失，我觉得很疑惑，就去搜索‘为什么google无法访问’，那时候才得知墙的存在。当时的我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典型的改良派，但青年身上都有一种探索禁地的好奇心和叛逆心，你禁什么，我就偏要去看，一开始只是用goagent自己搭桥，就看一看youtube上的视频，后来goagent也不管用了，就开始寻找其他的梯子，那时候寻到了freegate，我对法轮功本身无感，不过网站上面推送的一些中共高官秘闻之类的类似于八卦小报的信息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是那种喜欢点‘相关链接’的类型，点得多了就会跑到离最初主题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看着看着，就在维基百科上看到了六四事件，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一天的感受——震惊，恶心，无助，‘崩塌’倒是算不上，因为我认知中的共党和政府就是贪污腐败的形象，总之是不怎么干净的，但也想不到会恶劣至此，在我之前的认知中，一个政权再怎么邪恶，也不至于在自己的首都公然用坦克碾压自己的国民，从那时起，我便逐渐地开始倾向于反共，也从而看到了更多的谎言，比如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等等。
对我而言，六四事件是底线般的存在，当时的我还天真的认为，墙内的青年都是被蒙蔽的，当他们知道墙和六四的事件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动摇对共匪的信任，人的底线就是自由和生命，但事实证明，小粉红，或者说新时代红卫兵们是没有底线可言的，为了自圆其说，甚至还编出‘学生屠杀军人’的言论，其实不管学生当时是否有过暴力抵抗，抗议有没有意义，动用全副武装、钢筋铁骨的坦克去碾压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任何政府都没法说这是正当的行径，一向居功甚伟、满嘴跑火车的中共也不敢把六四摆到明面上谈，近年甚至是全面禁止相关词汇出现，一到六四甚至全网禁弹幕，这已经是他们自认心虚的最好证明。对六四的态度是我辨别一个人的标准，因此我一直对坚持纪念六四的香港人充满着尊敬。
之前说过，胡温时代给了很多人改良的错觉，甚至直到包子上台，还有不少人（甚至是一些反贼媒体）都还觉得习包子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故作亲民的形象欺骗了很多人，但明眼人（特别是经常混迹在国内SNS上的人）都能看出言论环境的急速恶化，到了修宪的时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副浮华景象，崩溃论和倒台论年年在喊，但是看不到头，我当时也认为，中国民主是走到死胡同了，00后和10后的小孩已经变成了自热青蛙，年纪大一点的肉食者和一些喝到肉渣汤的假中产腰包越来越厚，想用经济去撬动共匪的统治地位极其困难，罗素的70年定律也不过是无稽之谈，但没想到正好在中国沦陷70周年时发生了港人反送中的斗争，71年未满又出现了武汉肺炎，一下子就戳破了共匪的泡沫，说是天意似乎有些迷信，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如今我是一个加速主义者，可能一些人会觉得加速主义是没有意义、自欺欺人的，但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如今的极权不像100年前那样，现在的他们既有武器，又有钳制言论的工具，共匪是一个结合了中国千年的官本位腐败文化糟粕、近代纳粹主义、现代赛博恐怖主义的怪物，很多人觉得共匪没有纳粹和苏联的武德，但我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力远甚于纳粹和苏共，反贼们在墙内的阵营也被蚕食得所剩无几，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下，鼓动上街，或者复古地闹革命都是不现实的，而且要论加速，还得看总加速师，没有总加速师的功德，反贼们再怎么加速也掀不起多大的浪花，我不知道加速到了极致会迎来多可怕的后果，只能静静地看这一出播了七十多年的连续剧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后世又会怎样诉说这段荒唐的历史，但愿能活着看到天亮的那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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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